高校出版是我国教育事业和出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力量。[1]费孝通先生形象地用“五脏” （指一个学科应包括学会、专业研究机构、学系、图书资料中心、书刊出版机构）、“六腑”（指一个学系至少要有六门专业基础课程）来表述学科建制的基本架构。[2]大学恰好能够完整串联起“五脏”，在学科建设中处于枢纽地位。大学出版社是大学文化母体孕育的文化机构，在出版服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提供科研基础服务，助力科研创新发展

　　出版是弘文励教的重要工具。从大学建设的角度来说，出版社是学校重要的教学科研基础设施。众所周知，不少世界知名大学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出版机构，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十九世纪末期京师大学堂的诞生，是中国近代教育发展进程中标志性的重大事件。为满足彼时学堂对教科书的需求，京师大学堂开启了近代教科书编研的艰难探索。1898年，康有为为《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拟定四款，其中第四款即为“选刻学书”。1898年7月，京师大学堂设立译书局，着手编译西学各书。1902年，京师大学堂设立编书处，开始有计划地编撰经史类教科书。孙家鼐、梁启超、严复、林纾等一批有识之士亲力亲为，继往开来，开创了我国近代高等教育机构主办出版事业的崭新局面。源自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北京师范大学，在此后的各个时期均设置有专门的出版机构，如“图书课”“出版课”“出版科”“出版部”等，也有“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等专门出版机构，至1980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成立到今天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出版活动始终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发展相伴相随，与时代进步社会需要高度呼应。

　　大学出版社积极发挥科研基础设施作用，助力大学建设，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提供学术评价平台

　　由科研成果到出版成果，出版人在其中充当着把关人和守门人的角色。无论是图书出版还是期刊出版，在实践中都有已经形成了一套自成系统的选题评价机制。对于图书来说，选题立项重在评定出版价值。根本原则是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这里的社会效益主要指文化价值。出版的功能是价值发现、表达优化和信息传播。周蔚华先生认为，出版是具有一定资质的主体按照一定规制对个体性精神成果进行选择、优化，并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进行社会化传播的过程。其本质是如何处理精神产品的个性化生产与它的社会化传播之间的矛盾。[3]并非所有教学科研成果都需要被转化为出版物，我们仍然可见大量以教案、讲义、发明专利、研究（课题）报告等形式呈现的相关成果，在学科评价标准日益完善的当下，它们正在受到应有的重视。出版人在特定专业领域拥有相对开阔的视野，关注具有基础性、前沿性、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居于知识创造和社会及大需求之间的中介。与此同时，出版机构拥有专业的内容加工能力，且能够在研究层面与作者开展对话和交流，遵循严谨的出版范式和工作流程完成对内容的优化和有效传播。大学与大学出版社的出版互动，最终实现了科研成果的评价、转化与提升。以前文提及的教材质量审核专家库为例，大学出版社可以通过所在大学组织遴选重点学科和优势学科的专家，运行和完善校内专家内部审核机制，在前端把控出版质量，弥补自身编研力量的不足，以便于更好地履行学术评价平台的基本职能。

　　2.畅通学术交流互鉴

　　大学的教学科研活动始终是面向国家和社会需求的，所谓开门办学，既体现了大学精神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也是教学科研活动本身的特质决定。在中观层面畅通学术交流互鉴，是大学出版社的另一个重要职能，服从于出版的传播本质。前文已经强调，大学出版社要建立一支以所在大学教师为主体的作者队伍，这与选题方向的多样化和作者来源的五湖四海并不矛盾。首先，大学教师队伍本身不是永居不变的，人员的流动性赋予大学建设以活力和新意；其次，大量出版选题是以课题组和编写组的团队方式承担和实施的，这往往会催生出跨校跨区域甚至跨国的作者团队；第三，出版机构将遵循选题质量结果导向原则，在作者亲疏远近和作品高下优劣之间会做出明智的取舍。在具体实践中，大学出版社的中介定位，有利于其充分发挥沟通桥梁的作用，推动交流互鉴取得实效。出版社擅长利用选题论证会、组稿会、统稿会、新书发布会、研讨会、学术（读书）沙龙、学科年会等交流形式开展工作，这些活动密切了出版社、专家学者、社会公众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已经成为出版工作的制度化内容，同时也成为学术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

　　3.培育优秀学术人才

　　作者是出版社最宝贵的资源，作者队伍重在建设。为了出版社的长远发展，我们应该探索建立一支专业方向契合、能力出众、结构合理的作者队伍。名师巨匠是出版社倚仗的重要力量，同时出版社也应该注重形成作者梯队，注意发掘和培育优秀人才。1996年，北师大出版社出版的赵春明先生的《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多元化研究》获得第十届中国图书奖，书稿是他的博士毕业论文，图书出版时他是一位博士毕业刚一年的青年教师。据赵春明先生回忆，他与师大出版社的结缘始于1993年。经导师陶大镛先生推荐，北师大出版社于1993年8月出版了他的一本译著。赵春明说：“这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书，虽然是译著，但却极大地鼓舞了我的科研信心……北师大出版社在我的科研与教学生涯中，起到了非常大的激励和支持作用，可以说是一双助我起飞的有力翅膀！”

　　4.参与出版学科共建

　　出版业是国民经济重要的细分行业领域，出版学科具有鲜明的实践特征。出版理论来源于广泛而深刻的出版文化活动，出版业的蓬勃发展为出版学科建设再上新台阶提供了历史机遇。回顾历史，商务印书馆甫一成立，既是领风气之先的出版机构，也是探索现代出版运营管理、钻研出版印刷技术，培育出版专业人才、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研究机构。出版单位参与学科建设，既有中国现代出版发展史的传统，也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大学出版社是我国出版业的特殊群体，和出版学科建设保持着天然的紧密联系。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我国大学出版社进入发展快车道，这与大学社注重利用出版学科研究成果指导出版实践有密切的关系。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例。1993年，学校在出版社设立编辑出版硕士生培养小组，出版社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被聘任为硕士生指导老师；1998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所成立，该所依托出版社组建，由出版社主要负责人担任所长；2005年，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北京师范大学合作共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院，出版社负责研究院的日常管理工作；2020年，北师大出版集团和新闻传播学院开始出版专业博士后联合培养项目。为了鼓励科研创新，北师大出版集团颁布实施了《科研成果奖励办法》，建立了常态化的全员科研工作机制。值得注意的是，很多高级出版人才不仅是编辑出版行家里手，同时也是出版基础理论、经营管理、出版科技的研究者和出版教育工作者。大学出版机构可以和科研机构针对业务发展的战略性关键性问题开展科研合作和联合攻关，出版机构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必然为出版学科的建设发展提供取之不尽的源头活水。

　　二、学术和教材并重，做好科研成果的出版转化

　　脱胎于大学母体的大学出版社，一方面可以利用独特身份为学科建设发挥特殊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利用所在大学的教育资源，开展选题建设和作者队伍建设，实现科研成果的出版转化，推动出版品牌增益和价值增值。学校通过把出版成果纳入科研成果评定、职称评定和学科考评的指标，鼓励学校院系与本校出版社开展优秀教材和学术文库合作共建，建立高校教材质量审核专家库，建立优秀教材编研人员奖励制度等措施，畅通科研成果到出版成果的转化路径，确认和提升出版工作在学术评价中的重要作用。

　　1.发挥优秀教师和重点工程的引领示范作用

　　组织和团结最优质的作者团队参与选题建设，是出版社发展进步的重要条件。大学教学科研成果的出版转化，首先表现为学术著作和各层次教材，这既是大学文化活动的必然产物，也是大学教书育人基本功能的自然表达。大学出版社应该坚持在学术出版和教材出版上做文章，久久为功，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为此，大学出版社应该团结和建设一支以所在学校教师为主体的作者队伍，注重发挥优势学科和知名专家的引领作用，注重发挥重点项目和重点工程的示范作用。建社伊始，北师大出版社就把出版各学科教材和学术专著列为工作重点，陆续出版了一批名师大家的重要作品，为学校教学科研顺利开展提供了重要支持。以钟敬文、启功、白寿彝、陶大镛、王梓坤、周廷儒、黄祖洽、顾明远等八位学术顾问为代表的名师们给予出版社无私的支持，在出版作品时总是会首先想到学校自己的出版社。

　　2.探索产学研合作，积极实施出版资助

　　1992年，北师大成立了出版委员会，委员会的核心职能是统筹管理学校教材建设和学术著作出版工作，审议申请资助出版的选题项目，出版社资助学术出版的工作形成制度。近年来，北师大出版集团与学校各院系建立了定期工作交流机制，与教育学部共同开发中小学教师能力提升线上课程、与数学科学学院共同策划数学建模项目、与新闻传播学院启动全面合作，为在校师生搭建学术交流平台，促进学术成果转化，积极探索多样化的产学研合作方式。为服务学校“双一流”建设，我们捐资设立了北京师范大学“双一流”教材建设发展基金，并通过承担专项任务等形式为学校的发展提供支持。

　　3.构建教材编研核心能力

　　作为“全国教材建设先进集体”中为数不多的大学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在教材建设方面拥有良好声誉和雄厚实力。在建社之初，按照学校工作部署，出版社参加了“五·四”学制实验教材的编研工作，这是北师大基础教育重要科研项目，对此后相当长时期的中小学学制和教材教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此过程中形成的“科研引领＋编研结合＋区域实验＋推广使用＋培训提升”的模式为十多年后的北师大版国标基础教育教材所继承和发扬光大；教材是国家事权，在当下具有极端重要的建设意义。教材发展尤其是高校教材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以及未来很长时期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关注的重点领域。新形势下，诸多大学将教材出版工作纳入教学科研建设全盘统筹考虑，规范和引导大学出版社根据宏观形势、国家政策、行业现状、学校需求调整业务布局，通过各种政策工具和具体举措扶持为教材的前期策划、项目资助、编写出版、推广使用实施全方位助力，成效十分显著。大学出版社的出版理念与精神气质，来自大学母体长期以来涵养的学术文化传统，来自对大学精神和教育使命的执着，这是大学出版社永续传承的文化自觉和发展动能。北京师范大学设立了多个高水平教材出版研究机构，如教材研究院、出版科学研究院等，有利于从教材编写到出版发行的全过程助推教育出版高质量建设。经过多年图书结构转型优化，北师大出版社构建了涵盖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师教育等各阶段领域，结构合理、特色鲜明的终身教育服务出版体系，成为国内优质教育资源的研发基地与出版基地。

　　三、积极参与校园公共文化服务

　　大学是一个承载广大师生生活工作的公共空间，大学内的每个成员都是这个空间的享有者和建设者。出版社不仅通过出版活动支持大学建设，也通过由出版衍生的服务积极参与校园公共文化建设和公共空间的营造。在大学师生文化服务需求快速增长，并不断呈现出多样化、层次化、个性化的背景之下，出版社深度参与校园公共文化服务不仅可以有效提升服务效能，还可以为校园文化注入更多新元素。

　　自营书店是出版社服务读者的窗口，大学出版社运营的校园书店首先要服务好师生朋友，为读书人提供一个阅读和思考的场所，并努力成为一道美丽的校园风景线。1986年4月1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图书门市部开业，受到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启功先生书店题写了匾额。时至今日，已经更名为“京师品阅读者服务中心”的她，已经默默地为大家服务了三十多年，可能是校园里运营时间最长的书店。出版社的长期良好发展，为校园书店的稳定运营提供了坚强支撑。京师品阅的宗旨是品书，品人，品阅美好生活，是校园师生及周边社区居民的重要文化交流场所。书店在主业上突出北京师范大学双一流学科的优势，并凭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丰富的出版经验打造功能完善、经营多元、特色鲜明、环境优化的校园特色书店。书店积极举办、参与多项公益性文化活动，如图书捐赠、读书沙龙、文化体验活动等。未来，我们积极探索以书店为主体的文化服务的多种可能性，致力于将京师品阅塑造为北师大特色文化品牌，由出版物经营空间转型为公共文化空间，使其成为弘扬北师大精神和校园文化的高地，塑造校园师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文化地标，以全民阅读和大学文化丰富所在社区的精神文明创建工作，有效提升周边生活圈的文化含量和街区品质。列斐伏尔指出，空间是不存在的，是被生产出来的，城市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活动所塑造的、赋形和设计出来的一种空间。[4]对于大学校园这座“小城市”来说，书店让校园文化以“可阅读”的方式呈现。在阅读遭遇浅表化危机的屏读时代，校园书店应通过完善阅读基础设施、建设校园阅读景观、组织开展校园阅读文化活动等大力倡导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四、开展在地化出版人才培养

　　出版事业要继续向前发展，人才建设是重中之重。优秀的大学孕育优秀的大学出版社，这方面的滋养，除了提供高水平的作者队伍和内容源头，还在于大学是出版社用之不竭的人力资源池和兵源地。如前所述，大学出版社在出版活动中和所在大学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和各个院系及广大师生有频繁的工作交集和相互了解。依托所在大学的人才资源，通过为大学生提供实习岗位、校企合作开展高端人才联合培养（如前文提到的出版专业博士后联合培养项目）、延聘大学教师到出版社任职等方式，实现在地化出版人才培养，有利于持续强化大学社的出版特色和优势领域，增进人员交流，赓续精神传统。从北京师范大学的实践来看，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是行之有效的。希望在出版行业人才建设制度层面，出台更多有利于出版机构开展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具体举措，比如遴选开展出版高层次人才培养的企业名录，明确出版企业参与高层次人才培养的主体身份，鼓励和支持符合资质要求的出版企业独立开展或者联合开展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充分发挥出版机构在资金、应用场景、人力资源方面的优势，这有利于出版业的可持续发展，也将极大地丰富出版科研建设的深度和广度，推动出版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高校在科研中的重要作用，调动各类科研院所的积极性，发挥人才济济、组织有序的优势，形成战略力量。[5]高校是科技创新的重镇、文化传承的高地，人才培养的摇篮，始终站在推动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的最前线。面对新起点新征程，高校建设任重道远，使命光荣。大学出版社只有牢牢扎根教育，服从国家大局，服务学校发展新需求，不断提升服务教学科研的能力，拓宽参与大学建设的路径，才能不负历史机遇，迎来新的辉煌。

作者 | 李艳辉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总编辑

本文原载于《出版广角》2022年第16期总第4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