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图书编辑的职能变迁

在该语境下，创新和鉴别能力是学术图书编辑职业话语体系中的核心能力。编辑以更加主动和积极的姿态介入甚至干预图书生产的各个流程，汤普森将这种由编辑主导的出版模式描述为“编辑驱动”。

它描述了文化企业及其工作者积极寻找、策划、建构内容的能动性生产过程，更符合文化生产的现实。学术图书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传播媒介，既承担先哲思想与现代智慧“代际间的社会遗传”，又需要通过出版发行完成“群体间的文化扩散”。而编辑作为图书价值生产的“关键中介”，承担着图书物质形态和象征价值生产的工作，并在图书产品与潜在市场之间建立联系，他们在学术图书出版这一文化生产过程中扮演着文化选择与文化引领的重要角色。因此，用“文化中介”代替“把关人”理论打破了保守和常规思维，能更准确地阐释学术图书编辑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文化生产活动。

表1 学术图书“编辑手记”标题简表

学术图书编辑的实践过程

学术图书出版的目的是使尽可能多的公众获得学术知识，而非仅限于学术圈小范围内的传播和讨论。澳洲人文学院研究中心主任约翰·拜伦（John Byron）警告，“未能传播的研究成果将是质量的失败”。学术图书编辑通过对出版各个流程的介入和控制，最大范围内争取对图书感兴趣的读者，以确保其经济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实现。

选题策划是学术图书出版的起点，也是赋予其灵魂和意义的关键。通过对编辑手记的梳理发现，学术图书选题首先来源于时代要求和学术热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能够把握时代脉搏和选题自带吸引读者的魅力，因此审时度势，慧眼识珠，是编辑重要的专业素养。

中共党史出版社的编辑敏锐地捕捉到改革开放40周年这一时政节点的重要意义，以丛书的形式策划出版改革开放40年史。“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丛书”不仅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外交、党建等卷本，还与时俱进地增添了《生态卷》，将“五位一体”思想纳入丛书的设计理念（S32）。

2020年初，在新冠疫情肆虐经济震荡的大环境下，《置身事内》的责编敏锐察觉到现实的世界往往无法得到充分的理论解释，反而会给理论问题带来诸多启示，“于是整合了陆铭的《大国大城》、张军的《改变中国》、曹东勃的《在城望乡》等图书品种，开辟出一条名为‘中国之治’的产品线”（S29），帮助大众了解当代经济发展与社会运行的常识。

其次，整合已有信息、发掘读者需求可以使编辑在即使没有现成书稿和选题的情形下，也能“无中生有”出一本令人耳目一新的著作：编辑S12将黄仁宇在港台和海外的数篇随笔集合起来出版了《现代中国的历程》，迎合了学术界和读者圈中长久不衰的“黄仁宇热”。编辑S38发现《西洋世界军事史》绝版已久的情况下，在豆瓣、二手书市场的人气依旧不减，甚至“二手书市场上价格翻了一番不止”，且版权也已进入公有领域，于是决定重版此书为出版社增加了一条军事史类图书的产品线。

除此之外，学术选题也与编辑兴趣和出版社的优势特色密不可分。编辑S7“希望能找到一本好看又系统地介绍美国政治文化的书……大多数政治类的书籍是严肃而枯燥的”，于是“出于对选题的偏爱”向作者约稿。“岳麓书社作为一家地方古籍出版社，历来重视乡邦文献的整理与出版”（S16），具有丰富的古籍整理经验。而郭嵩焘是湖南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与岳麓书社具有地缘关联，因此S16作为当时岳麓书社的副社长和编审，亲自负责了《郭嵩焘全集》的编辑工作，充分发挥出版社的经验优势。

在联系作者、确定选题的过程中，学术图书编辑们职涯累积的社会资本也发挥了巨大作用，为他们织就起一张与作者、同行等随时沟通的社会关系网。编辑S50攻读博士期间作为明史专家樊树志教授的关门弟子，在导师的支持下先后负责了樊树志教授《明代文人的命运》和《晚明大变局》两本著作的编辑出版。编辑S3“去张明楷教授那里送编辑过的其他书稿”，机缘巧合收获了张明楷教授悬置已久的《刑法的私塾》，可谓“意外之得”（S3）。

麦肯锡认为，书籍是复杂、高度不稳定环境中的人类产物。文本的意义不是固有的，而是由那些写作、设计、印刷书籍的人，以及那些购买和阅读书籍的人的一连串解释行为所构建的。编辑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文本创作，但却拥有一套可以干预文本意义的话语体系，决定读者对图书的审美和价值判断并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编辑S6调侃：

《抉择：鼎革之际的历史与人》作者解玺璋一开始将书名拟定为《世道与士道》，编辑部考虑到后续发行和读者接受程度，在多次讨论后对书名进行了调整。

全书体量也是编辑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太少固然会影响主题内涵的表达，但太多同样会消磨读者的品阅兴趣。S31将《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由初版的上、下两册改为多册：

在全集、文集类图书中，由于所涉篇目众多，且时过境迁，作者的立场也并非一以贯之，编辑在挑选和内容把关上的主观能动性也同样影响成书最终的面貌。S14指出目前学术界考虑到为尊者讳，兴起了“《文集》需要全，《全集》有所隐”的潜规则，隐去作者一些不适宜公开的文字。但S14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全集》一定要承担起《全集》的全，哪怕是未发表的隐私之作也应一一公布，供他人围观和评论，如果要避讳，就不要求这个名”。

此外，出版社的内部压力也会影响编辑的职业行为和职业理念。编辑S1坦露了当社长、总编要求修改书名时的纠结，

在与作者、读者、出版社以及市场等多方权力主体的不断互动中，编辑逐渐意识到提升学术出版专业性、增强与作者和出版社协商话语权对获取“编辑自主权”的重要性，并逐渐建立起一套参与内容构建的准则指导自身的编辑实践。例如编辑S4鉴于《人行道王国》在台湾地区遇冷、多方反对的情况，依旧决定力推此书，最终取得了良好的读者反馈。这种坚持并非豪赌，而是有着对所负责图书极为了解的底气作为支撑。

阅读体验不能脱离文本的物质形式，任何文本都不能独立于形式被读者所理解。玛丽亚·安赫丽卡（María Angélica）指出，

所谓“作家不写书”，图书编辑以多方面的、高度复杂的技术流程编写其他人用来制作书籍的文本。因此，在版面设计、纸张材质等涉及图书物质性的环节中，编辑具有部分话语权和自主权。

书籍的风格、设计、外观、颜色，以及字符的空间排列与留白的结合等，都与文本意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没有任何辅助手段的情况下，阅读学术图书作者手稿或纯文本，对于普通读者而言晦涩难懂。为了营造良好的阅读体验，编辑们颇费心血：S25为《中国古代技术文化》选取了瘦长型的32开本，充分考虑到图书体量小但内容厚重的特征，“需要以一种有分量的方式呈现给读者”；S11“留心书中那些深浅不一的绿”，还琢磨了留白和色系过渡，让读者更能了解到昆虫世界的奥妙；S33在封面设计上处处考究，如烫金象形文字使人们体悟到考古的魅力，内封的牛皮纸颇具质感，又带着风尘仆仆的气息。

精心打造每一个细节，使图书臻于完美，源自编辑对所负责图书的真心热爱以及在长期编辑实践中形塑的独到审美，使构造图书物质性成为编辑实践中一项重要的创意活动，属于编辑实践中的审美范畴。这种出版审美标准并非单一死板，而是依据图书特征、编辑个人喜好等形成流动性的经验，甚至偶尔会挑战既定规范。S35认为书籍是“一个承载知识的六面体容器，从封面到目录，从每一个页面到书脊，甚至到切口，都能摆放图像”，还大胆采用了“大跨页”、辅文小盒子等形式给读者带来视觉冲击和享受，使整本书呈现出精致的氛围。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术图书的物质性可以理解为其媒介属性的一个方面，控制着读者对文本的接收和理解，也间接决定了图书进入市场和读者视野后的命运。

在对出版流程的参与和控制过程中，编辑的主观情感、个体认知、专业知识以及职涯所累积的常识经验等，都被充分调动起来，与作者一同激活图书的“灵韵”。鲍曼（Bauman）认为，在现代工作场所中，这种具有美学价值的工作是高地位职业的一个特征，在工作中有机会获得新的感受。正如S36所说：“因为爱读书，所以想做书。”

美国心理学家德西（Deci）和瑞恩（Ryan）等归纳出工作场所的自我决定理论(SDT)模型，认为工作环境和个体差异会通过影响员工的基本心理需求和各种内在、外在的工作动机，进而影响员工的工作表现和幸福感。在工作环境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学术图书编辑的个体境遇以及由此产生的情感和心理需求驱使他们甘愿为自己钟情的作者、选题奉献心血，并在遇到困难时不放弃不退缩，拨开云雾探得明路。

对于真正热爱学术图书并在此领域努力耕耘的学术图书编辑而言，“支持正版，反对盗版对我们来说绝不仅仅是个口号”（S2），更是编辑对读者能够体察其心血、尊重知识的期冀。编辑S8在版权不明、翻译成本高昂且初期沟通不畅的情形下，克服困难出版了《经济学的著名寓言》，号召年轻编辑坚持本心：

S19说自己“每本书下厂前都会哭一次”“每做一本书都感觉被掏空”，因为“每一次从无到有的创造都带来了超强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的作者以107岁高龄完成了这部关于甲骨文的巨作，S18写道“我深感这是一部可遇而不可求的书稿，决心加倍努力，不辜负与它的相遇”，于是主动查阅了马老的人生经历，还恶补古文字的相关专业知识以求能更好地把握全书脉络，并在此过程中与马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学术图书的编辑实践中，通常会出现感性与理性交织、灵活性与程序性并存的情形。在学术图书严丝合缝的理论逻辑背后，仍能体察到学者对社会、全人类的忧患意识与人文关怀，这不仅是能够打动读者的根本所在，也同样指引编辑投身于自己所热爱的事业中，形塑了学术图书编辑群体独有的职业使命感。

职业使命感是发自内心的自驱力，不能从外部强求，也不由工具理性驱动，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的、将工作视为人生目标的工作方式，学术图书编辑的职业使命感不仅流淌于笔下的编辑手记中，更蕴藏于编书的点点滴滴中，成就他们心中最完美的著作，并满怀期待地呈现给读者和学界。

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图书出版危机，让出版商意识到学科专门化（disciplinary specialization）的必要性，出版业对于具有其他学科专业知识的人才需求也随之增长。1984年，胡光清首次提出“编辑学者化”，认为编辑要以专为主，以杂为辅。谢寿光认为，最理想的编辑状态是建立起出版和学术进出自如的旋转门，编辑和研究二者应当是合一的，而且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此外，学术编辑的身份建构不仅来源于业界的认同，还有体制和学术界的认可。相较于其他编辑，学术图书编辑队伍普遍具有更扎实的相关学科专业功底，并呈现出“复合型人才”的特征，例如编辑S5得益于本科时代敦煌学的熏陶，与作者陈鸿祥先生的合作十分愉快。

在此基础上，学术图书编辑的学术视野与社会意识，不仅决定了图书能否取得成功、赢得声誉，更是划分与其他类型编辑的职业边界的关键所在。S4将自己的选书思路概括为“像‘土著’一样思考”，出版了大量田野调查著作，希望超越纯粹的学术展示，强调学术生产的社会面向，实现学术与社会的沟通与互动。

S22对学术图书出版生态有着精准清晰的认知：

”对于学术图书编辑而言，编书不只是“为别人作嫁衣”，还是“个人在语言能力、学识水平、学术视野、编辑规范等方面学习和提升的过程”（S10）。

马奎尔（Maguire）认为，文化中介与其他参与文化商品生产的行动者之区别在于他们具备“专家取向”的专门知识。除了深厚的专业功底外，学术图书编辑与其他编辑一样需要具备基本出版知识，依靠自身专业技能来对图书的形式和内容形成有效督察。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将校书比作“扫尘”。

加工校对书稿、把关内容质量等既是编辑学术图书的基本功，更是关乎全书质量和声誉的“重头戏”，折射出编辑对臻于完美的执着和追求，需要在长年累月中不断积累和强化与之相关的职业素养。S34接手《民心相通，共建一带一路》时刚刚入职，却以抽茧剥丝的毅力和决心规范修正了书中杂乱的注脚和各种不规范的提法，使其成为全社编辑范本。

S36称自己是“修修补补的泥瓦匠”，用表格罗列译名这一“最笨的方法”确保每一个译名都是目前最通行、准确的译法，且前后一致。S28在重编《万历十五年》这部经典著作时查阅《练兵实纪》和《明经世文编》两部古籍，将原版中戚继光的敌台尺寸由“十二尺”改为“十二丈”。这一看似无关紧要的历史细节，不仅使全书更加严谨，也间接为史学研究作出贡献。

布迪厄将出版领域的文化中介定义为“被赋予非凡的权力以确保出版，赋予文本及其作者于公众存在，以及由此带来的声誉和认可”的行动者。他们的工作涉及“神圣化（consecration）和符号资本”的转移。一般而言，评价某一图书的价值主要从两个维度出发：一是其销量和销售潜力，即能产生经济资本的能力；二是它获得各种认可的能力，即产生象征资本的能力。当成书出版后，学术图书编辑的任务就由知识生产转变为象征资本生产，使其在学术界和市场层面声名鹊起，并进一步将这种“学术资本”转化为经济价值和读者认可，实现经济效益与学术名声的双赢。

尼格斯(Negus)指出，文化中介在利用“他们进入文化产业的机会来维持一系列更为传统和持久的边界、社会分化和等级制度”。布迪厄将象征资本定义为“被接受且被承认为合法化的资本形式”，包括主体所拥有的声誉和名望等隐形资产。象征资本具有再生产力，不同渠道象征资本的相互转化和流通有助于实现学术图书在学术场域和社会层面象征资本的快速累积。这需要编辑在了解市场和学界风向后，结合图书主题和内容，有针对地为图书的名气和评价进行运作和造势。对于学术图书而言，象征资本的积累主要来源于两条路径：

本雅明认为，复制技术的扩张和应用将导致艺术作品“灵韵（Aura）”，即作品本真性的消亡，但也改变了大众与艺术的关系并带来了艺术的世俗化过程。学术图书出版是将学术新知扩散至大众和社会的重要环节，其象征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具有必然性和重要意义，经济收益是评价学术图书合法性的另一标准。分析手记发现，学术图书编辑主要通过借助品牌或名人流量、书展或学术会议推介、社交平台营销三种方式激活经济效益。

布迪厄指出，经济资本只有再次转化为象征资本才能保证文化生产场获得长期的经济利益，其中名人、名事、名物之“名”是极为重要的象征资本。当学术图书获得名人推荐或借助品牌效应时，象征资本便实现了向经济效益的转化。例如S3打造的精品法律图书品牌“有度”名声在前，促进了新书《刑法的私塾》销售，而《刑法的私塾》的成功也进一步提升了“有度”品牌的知名度，实现了品牌效应与图书名声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

S37将《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成功归因于“上野老师的自带流量”，作者上野千鹤子的精彩演讲引起网络热议后，S37就认为“这本书或许能畅销”，果然在半年内取得了发货码洋近120万的优异表现。

在书展或学术会议上进行推介是实现经济效益的另一途径。克雷格（Craig）和迪布瓦（Dubois）认为，诗人通过互赠诗集、邀请他人参加自己的诗歌阅读会来增加诗集销量，编辑和出版商也会来参加发掘有潜力的诗人。类似地，在学术会议或知名书展等面向特定群体的学术交流场所中，编辑可以推介自己负责的新书，进而打开知名度促进销售。例如“书香上海”书展期间，S27在上海展览中心策划了《冯梦龙〈山歌〉研究》新书分享会，吸引了众多读者；除此之外，还在“经典形塑与文本阐释国际学术研讨会”和“上海古典文学学会年会”上向与会的海内外专家学者赠送并介绍了“日本汉学家‘近世’中国研究丛书”，得到了与会专家们的认可并表示愿意推荐此书。

布迪厄强调，“对大众媒体的控制”是文化中介的一个显著特点。利用社交平台进行营销成为编辑追求经济效益的新打法。例如S3通过向微博法律博主赠书合作吸引到大量潜在读者，随后凭借口碑传播使《刑法的私塾》这本“纯刑法学术内容的书……上市七个月，一直牢牢占据各大法律榜单前几名的位置”。S9自《王安石传》出版后“每天都在推介，每天都希望它能在读者圈里曝光，每天只要有一个公众号来推《王安石传》，就有可能为当当带来几十本的购买量”。

学术图书的生产逻辑：

学术逻辑、经济逻辑与政治逻辑的混合

学术图书编辑即使不得不直面绩效考核和风云变幻的市场压力，内心的学术情怀和信念仍能说服他们投身于此。编辑S17提到：

S46接手《游山日记》这部由前辈托付的著作时，内心担忧：

当他翻开书稿品读时却被舒梦兰妙笔生花的魅力所深深折服：

这本书也没有辜负他的投入，被评为中华书局2021年度“最受读者喜爱的双十佳图书”。S47尽管满意《沈祖棻诗学词学手稿二种》全彩印的效果，但也不得不顾及成本问题：

这种学术情怀与职业压力之间的反复考量纠葛，贯穿于所有学术图书编辑的职涯始终。S47如是解释这种纠结的心态：

然而，仅靠编辑的学术情怀并不足以支撑图书的顺利出版，正如S38对人文社科出版领域的洞察：

但他并不悲观于此，而是更为豁达和随性：

除了一点赤子之心的天真，学术图书得以在不断变革与流动的市场经济中安身立命之本就是其推动社会进步的前瞻性、传承经典的恒久性以及解释社会现实的权威性，钟叔河在《知堂书话》新序中说，“好书会比人活得精彩，活得久长”，这也是其三十年间得以再版五次的生命力所在，他认为：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编辑们在顶着未知风险和市场压力的情况下，出版一些看似无利可图的书稿：既是一场对潜力作者或作品的风险投资，期冀他们在未来名声大噪，也能为出版社赢得业界声誉，增添学术权威。各出版社也以此规划出版社的发展蓝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注重对学术出版“大项目”的布局，社长王焰认为：

此外，学术出版归根结底要服务于社会的发展进步，某一领域学术出版的规模大小，与其发展的成熟程度和社会需求水平密切相关。中华书局总编辑周绚隆认为，学术出版就像一个敏感的“温度计”，可以明显感受到学科体系发展变化的脉搏。无论是编辑的学术情怀，还是学术出版与学界和社会千丝万缕的关联，都印证了学术逻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决定学术出版的首要逻辑。

布迪厄表明，“为艺术而艺术”的逻辑和“为金钱而艺术”逻辑之间的对立进一步塑造了这些领域的文化生产模式，前者的“限制生产”是为了同行的精英读者，后者大规模生产则是旨在满足大众读者的需求。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图书不必追求绝对的经济效益，能在学界享有盛誉或推动相关研究就已算成功。但这绝不意味着学术图书就能以此消除市场压力，绝大多数编辑、出版社甚至是作者的愿望仍是在生产“学术”的同时生产出可以销售和盈利的学术图书。

S41负责的《东京梦华录》之前已有多个版本且销量一般，因此对未知的市场风险感到焦虑：

这就需要编辑努力缓解学术图书的艰涩深奥同读者阅读接受能力之间的紧张关系。学术图书《置身事内》豆瓣评分9.0，出版5个月印数近40万，责编将自己代入普通读者的视角，“一读就被文字抓住了，文本成熟，阅读体验非常好”，就是因为其中没有晦涩的学术用语和表达，而是选取了一种更易被大众接受的娓娓道来的论述方式，于是慧眼识珠拍板定下了这本书的出版意向。

编辑S30认为“学术图书已经不再只属于象牙塔了”，随着图书市场的日趋成熟和读者思辨能力的提升，学术图书的出版发行也同大众出版一样要接受市场和读者的考验。S30提到学术出版领域涌现的一股“海外中国研究”热，使引介相关译著的版权竞争更加激烈，说明学术图书编辑也并非完全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理想主义者。尽管作为文化中介的图书编辑具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但在实际的编辑实践中，其必须在遵循学术图书出版客观规律的前提条件下，以积极的姿态拥抱市场，以审慎的思维考量现实。编辑S2写道：

S7认为“对于作者和编辑来说，书得到读者的喜爱，是最好的礼物”。S8坦言“这是我做过的最不顺利的一本书，但收获也最大”，因为“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一旦涉及成本等问题，图书编辑在与其他部门的沟通中就不再那么“理直气壮”，还要在承担风险和确保口碑之间反复“走钢丝”以确保平衡。S31所负责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上市时正值“纸价疯涨”，为了节约成本又不影响丛书的整体美感，在与印刷、设计方面同事反复商量后不得不从书盒纸张上开刀，从原定的六面全包改为只裹四面，为此还感慨道：

承袭布迪厄的“场”（Field）理论，汤普森在《文化商人》中提出了“出版场”的概念，并且出版的每个场都有一个与之不同的“动力”，汤普森将其称为“场的逻辑”，决定了行为者和组织者能够参与这个领域的条件，身处其中的人或许并不能清晰描摹出这一逻辑的运行规则，但他们却能“知道如何玩这个游戏，并且玩得很成功”。学术图书编辑作为学术出版领域的关键行动者，也是出版领域内最重要的“人力资本”，其手记或许能为我们理解学术出版领域内难以言明又殊途同归的生产逻辑提供思路。

学术出版领域存在持久的“义利困境”：既担负着传承学术启发民智的时代重任和社会使命，又不得不以各种经济手段扩大学界影响力与市场份额。学术图书的策划和品牌化发展既需要一些“高冷”的学术作品，也需要“爆品”支撑（S26）。当所负责的学术图书畅销时，编辑仍然会产生与有荣焉的自豪感和职业认同，并将其内化为工作动机和职业理念。

S48编辑的《两个故宫的离合》上市一个月就以“破天荒的速度迎来了第一次重印”，各地都来催问重印的情况，只能过年期间连夜联系还在开工的印刷厂加印。尽管有些波折，但从字里行间仍能感受到S48遇到“开门红”的欣喜与自豪。

但从长远来看，若是仅从经济效益出发，那是很难长期做好学术出版的（S26）。因此，很多学术图书编辑们所采取的策略是打造“长销书”而非执念于“畅销书”，对学术图书的经济目标采取不强求、尽人力听天命的顺其自然态度。

以S9编辑为例，尽管他极力推介营销《王安石传》，希望该书能快速得到市场和读者认可，但依旧做出了相对冷静的预期：

除了经济逻辑、学术逻辑，还有一条潜藏但举足轻重的实践逻辑贯穿并指导着学术图书编辑实践，即政治导向和底线原则。《两个故宫的离合》不仅作者是台湾人，且一开始在台湾地区出版，因而带来了许多政治用语和表达的不一致，许多争议用语必须以引号的形式特别说明。编辑S48特请一位退休的社长对政治术语的规范性进行审核，才使这样一本有风险的图书最终平稳落地。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并不意味着刻板处理一切与政治有关的内容或因噎废食。编辑S49在编辑前就与作者沟通关于敏感问题和特殊问题的处理办法和写作原则，所以“书稿完全是在设定的轨道上运行的……效率之高，也就在意料之中”。

结   语

过“文化中介”这一理论透镜，我们得以窥探学术图书出版过程中的编辑实践背后隐而不见的生产逻辑。勒图勒（Le Theule）和卢普（Lupu）在研究了现代出版集团内部市场逻辑对编辑创意的干预与消磨后发出如是质问：

重视短期收益的经济逻辑注定与追求稳定且长期名声的学术逻辑相悖，优质学术图书出版社和学术图书品牌需要数年甚至更久方能形成口碑。在经济逻辑的合法性被不断强化的当代出版语境下，学术图书编辑们自觉加入追求学术与经济效益双赢的内卷赛道，不断克服在审美逻辑和市场逻辑间来回游离所产生的困惑与疲倦，但又会因图书成功所带来的正向反馈驱使自己不断投入精力和时间，有时当然也不得不牺牲自己的主观偏好或看法以成全图书发行的整体效益。

除此之外，学术图书编辑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遇到的各种挑战，尤其是新媒体勃兴后对整个出版业的冲击，其学术热爱和专业知识能否继续对抗由此产生的职业倦怠和焦虑，值得未来进一步研究。

作者丨刘蒙之等 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来源丨中国出版史研究  公众号

（选登时有删减）

编辑 | 夏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