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中国式出版现代化必须是坚持党的领导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出版业是党的文化事业的核心，是党中央直接领导的。中国出版业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之路：建立了导向正确、社会效益第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制度；形成了以保障人民群众表达权、著作权、阅读权为宗旨的特色出版法制体系；构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特色出版学术体系与学科体系。^[1]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出版业必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出版业，拥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和高度的文化自觉，致力于用出版作品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篇章，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绚丽华章。

第二，中国式出版现代化必须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因此，现代化出版业要着眼于满足14亿人的阅读需求，为全体人民提供充裕的精神食粮。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是现代化的终极指向。出版业的崇高目标正是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最终推动人的现代化。随着全球知识经济的崛起和我国学习型社会的到来，终身学习者对知识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大。

在多业态出版产品供应的条件下，出版业的主要矛盾逐渐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和出版业高质量精品供应不充分的矛盾。达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出版业必须具备满足读者高品位、多样化、个性化阅读需求的生产能力与服务能力，能够为学习型社会提供高水平的知识产品和高标准的知识服务。

第三，中国式出版现代化必须是坚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仅能够助力中华民族在经济上创造奇迹，更能够助力中华民族在文化上书写辉煌。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路径是壮大出版产业规模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出版业向更高水准跃升的关键手段。中国由世界出版大国向世界出版强国转型必须秉持高质量发展的建设理念，构建高水平的现代出版体系，打造高水准的出版旗舰企业，创作高质量的世界级“大作品”。

第四，中国式出版现代化必须是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现代化。十八大以来，出版物版权引进输出比逐年收窄，海外出版地理边界持续扩大。我国出版物输出能力不断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与日俱增。党的二十大报告绘制了“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的文化发展蓝图，期望出版业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增进中国文化国际引导力。走在通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的出版业必将大力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引导全体奋斗者达成精神共识，在国际舞台上用中国话语表达中国精神、用中国文化引领世界文化。这正是中国出版的主战场，大有作为。

第五，中国式出版现代化必须是推动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2]中华出版史上积累了千百年文明互鉴的成功经验，中国出版物始终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信使。新世纪以来，中国出版业在世界传播舞台上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出版业借助国际书市书展、国际出版工程、中外互译计划等重大项目推进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文化交流，增进跨文化对话与文明互通。在迈向现代出版强国的进程中，我国必将一如既往地履行出版大国的国际责任，在冲破文化隔阂、超越文明冲突、促进全人类文明共同体形成方面发挥特殊作用。

第六，中国式出版现代化必须是坚持科技创新的现代化。科技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力量，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居于核心地位。在网络强国战略、文化数字化战略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中国出版业将数字化融合发展视为产业长远发展的行动方向，推动出版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出版产业化。达到现代化水平的中国出版业将充分释放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的能量，助推全产业链转型和全要素升级，构筑融印刷、声像、电子、数字、智能等技术手段，集文创、影视、游戏等相关产业于一体的的现代出版产业生态。

第一，实现中国式出版现代化面临着创作高质量作品的挑战。我国文化生产的主要矛盾已经从“缺不缺”“够不够”的问题转向了“好不好”“精不精”的问题。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出版界的确涌现出一批领军人物，优秀的作家作品在国际上获得了大奖，但是这些优秀作品的水平是我国大部分出版物难以企及的。

出版物“有高原没高峰”的现状从更深层面反映出国内作者创作力匮乏的问题——作者的认知水平未触达人类认知的最高点、创意水准未达到世界高度。创作力匮乏的难题造成新书出版乏力的困境。在出版物种类数量保持50万种不变的情况下，2020年我国新书出版种数仅为21万种，比2016年下降了近5万种。零售市场新书码洋贡献率十年间更是从近30%下降到不足15%。^[3]创新创意能力向追求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出版业提出挑战。

第二，实现中国式出版现代化面临着在主流主业主战场上发挥更大作用的挑战。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我国出版业以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引领主流价值观为主业，是凝聚和引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力军。当下的问题是，出版业和伟大的中国社会实践配合得还不够，挺进主战场的程度还不够深，在主战场上发挥的作用还很有限。

近些年，主题出版承担了主流价值传播的重要使命，为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但是主题出版仍然存在选题领域局限、内容同质化、表达形式单调等问题。部分出版机构将主题出版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市场价值和社会价值对立起来，使得主题出版难以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造成文化资源的巨大浪费。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生力军，出版机构应该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下更多功夫，稳固坚守社会主义出版事业主阵地。

第三，实现中国式出版现代化面临着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挑战。出版是中华文明传播的主渠道，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与引导力需要进一步提升出版“走出去”的内容、手段与渠道。长期以来，作为国际出版市场中的竞争主体，我国出版机构的自主性不强，出版“走出去”严重依赖政府规划、国家资助和官方渠道。

“走出去”的出版物内容偏重于宏观视角和特色题材，而轻视微观视角或全人类热点题材。内容普适性弱，难以推动异质文化的沟通与理解，也难以唤起不同民族的情感共鸣。“走出去”的出版物大多通过官方渠道走进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图书馆、高等学校、政府机关等公共机构，但较少通过民间售卖渠道走到海外人民群众的身边。“走得出去”却“走不进去”的困境限制了出版物的海外传播效果，拖慢了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转型的步伐。

第四，实现中国式出版现代化面临着攻克技术难题、深化出版融合的挑战。2014年媒体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2017年出版数字化转型深入推进，2022年出版融合进入纵深发展阶段。我国数字出版全球领先，但传统出版业转型不快，两相脱节。传统出版与网络平台对接不够顺畅，印刷出版与数字出版融合程度不够深入。

此外，出版融合面临的一个“卡脖子”的技术难题是出版业“新基建”尚未搭建完备。我们这里所说的“新基建”主要是指文化基因库、知识资料库、版权数据库等文化数字基础设施平台。“新基建”可以促进资源整合、数据共享、开放获取等，可以为出版提供充足的内容资源和先进的技术环境，是产业融合和现代体系打造的重要依托。但是目前我国文化信息网络“新基建”尚不完善，融合出版生态体系缺少稳定的基础底层架构，因此，中国出版业体系性、革命性的变革迟迟没有到来。

第五，实现中国式出版现代化面临着健全现代出版传播管理体系的挑战。在媒体融合和文化数字化的国家战略背景下，出版业将着力提升数字文化普惠力度，推动出版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出版产业化。中国现代出版业需要部署与国家战略相配套的前瞻性规划和支持性保障，数字资产保障与管理是现代出版管理体系亟须完善的重要环节。数字出版产业保障的重点是数字版权与数据资源，二者是数字出版的核心生产要素。

因此，要尤为重视对数字版权转化的扶持与数据资源整合的促进，也要加强对数字版权流通的监管与数据资源交易的保护。当前，管理者对新兴出版形态与业态的扶持与管理均缺乏足够的前瞻性，引导政策与管理制度的出台往往滞后于技术发展，管理者面对新现象时无规可循，数字版权盗用、隐私数据泄露、数字藏品炒作等违规行为难以得到有效治理。出版管理制度的不完善阻碍了现代出版产业体系的整体性重构。

第一，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力，提升作品质量。出版质量是出版业的立身之本，体现了出版本身的价值。新发展理念指导下的出版业亟须提升全民族的文化创新能力，推动作品质量实现质的提升。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创新创造，鼓励我们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

出版业的创新创意能力来源于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政治家、学者等广大的作者群体，作者们应把目光放置于更宽阔的领域和更长远的目标，创作面向现代化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优秀文化作品。中华民族英雄儿女在新的时代中奋力拼搏，产生了众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优秀的文化作品来源于人民伟大的社会实践，创作者们应把握时代脉搏，用伟大的作品记述中国奇迹、歌颂人民力量，谱写新时代中华民族奋斗的伟大序章。

第二，打造高品质的全民阅读服务体系，推动人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十分认同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哲学逻辑，多次指出人在本质上是文化的人，是全面的人。出版业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使命是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和公民的三大素质，目标是实现人的现代化，推动全体人民实现精神富裕。在这样的使命要求下，出版业要参与农家书屋、民文工程、盲文工程、全民阅读等公共文化服务活动，要运用现代技术为读者提供有温度的阅读服务支持，力避传统阅读服务互动少、反馈慢的问题，让数字化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第三，开拓世界读者市场，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要“面向时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一要求赋予出版业更光辉的使命，为出版业描绘了更宏伟的愿景。我国出版业的国际化程度比较高，我们和世界很多国家都有交流。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出版业发展的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拓展海外出版市场，把我国出版产品推广到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让世界上更多的人成为中国图书的读者。

出版业应努力扩展文本题材与题材，创新叙事视角与方法，以世界眼光聚焦人类发展大潮和历史变化规律，以生动话语讲述中国道路、中国智慧，以雄于地球的高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出版强国的勇气与担当推动全世界文明共同体的形成。

第四，深化出版融合发展，推动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施。现代出版产业体系应是以数字技术为动能，以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为依托，形态业态充分融合、线上线下立体覆盖的文化产品供给与服务体系。政府应积极扶植国家出版科技创新基地，深化出版融合工程，搭建文化数字基础设施平台，推动国家出版数字化战略的落地和实施。

出版机构应加强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研发转化，加快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新平台的创新推广，破除线上与线下、内容与渠道的壁垒，转型升级为集创作者、编辑者、出版者、运营商、服务商、版权商和消费者于一体的现代知识生产、流通和使用的复合大系统大平台。

第五，打造守正出新、服务大局的出版企业。“守正”是守正道、正理、正气，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二为”方向与“双百”方针。“出新”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出版机构要不断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创作代表人类文明新高度的“大作品”。我国出版业应以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为己任，创新合作形式、扩展交流领域，力争打造几个引领世界出版方向的全业态大型岀版集团。

第六，健全现代出版传播管理体系，加强对数据资源的保护力度。现代制度体系是现代出版体系的重要一环，现代出版体系的塑造需要加快政策引导、体制融合与机制重构。在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背景下，管理机构应加强对数字出版、学术出版、经典出版等重点领域的政策引导和资金扶持。

加强对新兴出版形态的保护，严格落实《著作权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网络安全法规，提升数字版权、数据资源的安全水平，加大对不法行为的惩戒力度。确保网上图书市场秩序，确立新型出版物流通规范并整治市场乱象，用完善的现代出版传播体系保障健康、有序的出版环境。

第七，构建复合型出版人才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出版强国提供智力保障。人才是第一资源，是引领社会进步的驱动力量，出版人才是出版业自我更新、自我迭代的动力。长期以来，我国出版教育十分重视对人才应用能力的培养，继201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设立出版硕士专业学位后，2022年出版博士专业学位亦设立成功。在新文科改革实践助推下，出版学科也将使人才具备交叉学科背景和融合技术应用能力视为人才培养的首要目标，积极推动出版教育现代化。

熟练掌握融合技术是智媒时代编辑人才的基本技能，高素质的编辑人才应该会编辑、会编码、会编程、会编导，仅仅能处理文字和图片的编辑很难胜任未来的岗位职责。出版人还要有耐心、有爱心，能够与作者建立平等、亲密的关系。我国出版史上众多优秀出版家在发现、培养人才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陈独秀、鲁迅、巴金、茅盾等在编辑办刊的时候，发现、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革命者和青年作者，毛泽东就是陈独秀从事审稿工作时发现的人才，他们共同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鲁迅等人在编辑出版的过程中，手把手教导青年人如何写作，指引青年人成长成才。

这些事迹在许多文化人回忆录中都能看到。今天，我们的出版人要持续发扬老一代革命出版家的优良工作传统，多鼓励培育新一代青年作者的成长，甘做提携后人的铺路人和领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