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逐步成为内容生产的重要方式，其在图书出版领域的应用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以DeepSeek等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逐步应用于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多模态内容的生产和加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对于媒体内容的对齐、融合、理解和生成意义重大^[1]。

现在，AIGC技术逐步深入到内容的创作、评审、传播和知识服务等环节，在选题策划、内容写作、审稿校对、装帧设计、排版制作、营销推广等图书出版与运营工作全流程中均有应用，对出版业的生产方式和运营方式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图书出版领域的应用现状进行调查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现状

国内诸多学者提出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给出版业的发展带来了利好，给出版的工作效率和质量的提示带来了突破^[2-5]；同时，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在出版业的应用也存在种种问题^[6-9]。

为了调查人工智能在出版业的实际应用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袁庆、沈锡宾等^[10]对380家期刊社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期刊编辑对大模型等人工智能技术有一定认知但理解尚不透彻，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出版领域的应用虽抱有乐观态度但普遍存在种种顾虑，亟须得到人工智能技术的培训机会。

董文杰、李苑^[11]对国内47家期刊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编校和排版是编辑关注的焦点，通过引入自动校对工具和智能排版软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生产效率，减轻编辑的工作负担；科研诚信审查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较为普及，而在对技术要求较高的其他环节，如选题策划、稿件内容评审等，人工智能工具的应用则相对不足；编辑对人工智能工具有高需求，但同时也对人工智能持谨慎积极的态度。

针对出版从业者，《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联合人民邮电出版社进行的问卷调查发现，图书出版从业者对AI持开放态度，普遍认可AI在多个方面提升出版效率和质量、对促进行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在AI帮助解决选题策划、营销等环节的实际问题方面仍存在差距^[12]。

通过更多的文献研究，我们发现，针对人工智能在出版业的应用现状的研究存在这样两个问题：

综上，需要在更大范围内调查人工智能在出版业尤其是图书出版业的应用现状。因此，本研究为出版社设置报刊社和民营文化公司这两个对照组，调查不同类型出版机构、不同所有制企业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的差异，通过问卷调查获取一手数据，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出版社应用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为应对问题、有效治理提供研究支撑。

问卷设计、发放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出版行业中的应用：从业人员的态度与行为调查”的一个组成部分，以问卷调查为基础，在大出版范围内，包括出版社、报纸杂志、民营文化公司等，面向各类出版从业者进行全面的调查。

本研究涉及的问卷题目共16道，包括1道筛选题和3个问卷模块的15道题目，全部为选择题，其中包括了7道单选题、2道排序题、2道多选题、5道打分题。为提高调查结果的有效性，本研究采取了两项措施：

问卷详情见表1。

武汉大学出版研究院牵头负责本次问卷的设计与发放工作。2024年5月18日，课题组通过问卷星平台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出版行业中的应用：从业人员的态度与行为调查”问卷。

为了在更大的范围内获取问卷数据，课题组通过以下途径发放问卷：

截至2024年7月10日，共有6 787位出版从业者参与本次调查。从问卷星记录IP地址来看，参与本次调查的出版从业者包含了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域，覆盖面广，实现了在更大范围内获取更多样本数据的目标。

出版业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基本状况

在6 787位参与本次调查的出版从业者中，有4 572人（占67.36%）在工作中使用过人工智能工具，有2 215人（占32.64%）在前置的筛选性问题中选择了“未曾在工作中使用过任何人工智能工具”，因而，本次调查的有效样本数为4 572份。由此可见，虽然人工智能在出版业有了比较多的应用，但拒绝、回避使用的从业者仍不在少数，仍有必要采取措施，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在出版业的应用。

在有效样本中，共有3 587位来自出版社、报刊社以及民营文化公司的出版从业者，其余985位则来自参与本次调查的技术服务公司、发行机构以及其他媒体的受访者。

本研究主要针对出版从业者展开，因而，总样本数为3 587人，其中：590人（占比16.4%）来自出版社；1 277人（占比35.6%）来自报刊社；1 720人（占比48.0%）来自民营文化公司（以下简称“文化公司”）。

通过对出版社、报刊社、文化公司三种类型单位的对比发现，出版社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上以个人行为为主，并且个人行为的比重远远超过另外两类出版机构。调查显示，来自出版社的受访者在应用AIGC上更多是个人行为（占比81.02%），仅18.98%的受访者表示所在单位组织并推动员工使用相应工具，而来自报刊社的受访者中有61.39%表示其所在单位组织并推动员工使用相应工具，这一指标在民营公司的比例是52.27%。

可见，在组织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出版社远落后于报刊社与文化公司，出版社对AIGC的应用呈现以个人行为为主的特征。

以个人行为为主的现状既反映了出版社领导层对泛新兴事物的态度，也导致出版社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上处于相当初始的阶段。一方面，个人行为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和随意性，不利于对AIGC的使用进行规范和管理；另一方面，没有单位层面的组织推广，难以提高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出版单位的整体使用效用。

通过对出版社、报刊社、文化公司3种类型单位的对比发现，大多数出版社没有自有AIGC平台，出版社在自有平台建设上大幅落后于另外2类出版机构（见图1）。在来自出版社的受访者中，仅14.41%表示所在单位有自有AIGC平台，仅19.49%的受访者表示所在单位有建设相应平台的计划。目前大多数出版社（占比66.1%）既没有自有AIGC平台，近期也没有建设相应平台的计划。

作为对照组，来自报刊社的受访者中，有60.85%表示所在单位有自有AIGC平台，这一指标在民营公司的比例是53.95%。可见，出版社在AIGC平台建设方面，大幅落后于另外两类出版机构。

自有平台建设的重要性在于，这既是单位层面组织推动人工智能应用的基础，也是确保数据安全、打消使用顾虑的保障。出版社在自有平台建设上的滞后，不利于人工智能的推广应用。

在回答“所在单位有无鼓励或规范使用AIGC的政策措施”问题上，仅有11.02%的来自出版社的受访者表示所在单位有相应的政策措施，23.05%的受访者表示所在单位正在拟定，多达65.93%的受访者表示没有。作为对照组，来自报刊社的受访者中，66.1%表示所在单位有鼓励或规范使用AIGC的政策措施，还有19.73%的受访者表示所在单位正在拟定，仅14.17%的受访者表示没有，这一指标在民营公司的比例分别为34.42%（有）、49.3%（正在拟定）和16.28%（没有）。

可见，在针对AIGC的管理方面，大多数出版社没有鼓励或规范使用AIGC的政策措施且落伍于另外两类出版机构，存在管理缺位的问题。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一种新的内容生产方式，对出版的生产和运营方式将产生重要影响，这就决定了人工智能的出版应用不仅仅是一个业务层面的问题，还是一个管理层面的问题，其中涉及对应用AI进行创作的行为进行合规性界定、明确界定AIGC在出版的使用范围以及允许事项和禁止事项等。管理缺位一方面将导致出版社应用AIGC存在失序的风险；另一方面缺少管理上的鼓励政策和措施，也将不利于人工智能在出版社的推广应用。

在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动机方面，72.8%的出版社受访者选择“完成日常基础工作，提高工作效率”为第一动机（综合得分3.61分），但仍有29%的受访者选择“仅出于试验新技术的兴趣”为第一动机（综合得分2.77），这一方面说明出版社受访者以提高工作效率为主要动机，另一方面也显示在应用人工智能方面仍然有一定数量的从业者仅处于因兴趣而尝试的阶段。

调查显示，在人工智能的使用频率方面，来自出版社的受访者中，“总是”与“经常使用”的有30.34%，高频率使用者不占多数，受访者使用频率的均值为2.08，整体处于“偶尔”使用的程度，可见出版社受访者在人工智能使用频率方面整体较低（见表2）。

出版业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具体场景及效果

作为劳动密集型内容产业，人工智能以“效率工具”的姿态嵌入出版流程之中，在选题策划、资料查询、智能审校、装帧设计、市场营销等出版环节均能发挥作用。本研究针对各出版环节提出相应问题，研究人工智能目前在出版各流程环节的应用情况。

在针对出版社受访者的问卷中，首先对出版流程中选题策划、市场营销等5个具体的应用场景，设置问题询问受访者本人或所在单位是否使用AIGC开展或辅助开展相应工作，若受访者回答“是”，则对使用效果进行评价（设置为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非常不满意5个层级）。这样的设计问卷，对受访者进行了二次筛选（因而5个应用场景的样本量有所不同），只有使用者才能进行评价，确保了评价结果的准确性。

调查发现，在出版流程的各环节中，人工智能应用的整体效果一般（平均分均在3附近），其中，应用于资料查询的效果最好（均值为3.19），其次为应用于市场营销（均值为3.12），应用于智能审校的效果最弱（均值为2.98）。这一结果说明，对于出版工作中劳动最密集的审校工作，目前人工智能的应用效果不佳、赋能作用有限。如表3所示。

调查发现，在选题策划、资料查询、智能审校、装帧设计、市场营销等出版环节中，相对于报刊社、文化公司，出版社在任何一个上述出版环节，对使用AIGC效果的满意度均为最低且与报刊社、文化公司存在显著性差异（P值均<0.001）；相应地，报刊社在任何一个上述出版环节中对使用AIGC效果的满意度均为最高且与其他两类机构存在显著差异（见表4）。

也就是说，在三类出版机构中，报刊社对AIGC应用的满意度最高、应用效果相对最好，文化公司次之，出版社最差且三者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多重比较结果P值均<0.001），即三者在应用AIGC上的差异是整体性的，并非局部因素或随机误差所导致。

出版社在AIGC应用效果上相对较差，是出版社在人工智能应用上整体滞后（以个人自发行为为主、缺少自有平台、缺乏鼓励和规范使用的政策措施、使用频率相对较低等）的必然结果。这也说明，相对于报刊社乃至文化公司，出版社在出版运营上仍固守着传统生产模式，在推进新技术应用创新方面相对保守。因而，在推动技术赋能、推进深度融合转型方面，出版社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

关于出版社推广应用AIGC的几个重要问题

课题组认为，出版社在未来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过程中，以下几个问题比较重要，需要重点考虑。

在对出版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预期上，来自出版社的受访者中，31.36%表示非常乐观，认为其作为一种智能工具，将极大提高出版工作效率，带来创新和业务拓展；36.95%表示乐观，认为AIGC能有效辅助内容创作和编辑校对从而改善工作流程；28.21%的受访者持中性态度，认为AIGC的未来影响仍需进一步观察和评估；持悲观和非常悲观态度的则约占2.88%。持乐观与非常乐观态度的受访者占比总计68.31%，同时，调查结果显示，出版社受访者对应用AIGC态度的整体均值为3.96，接近乐观（乐观的分值为4），这反映出多数从业者对AIGC在出版业的进一步应用发展持积极正面态度，这也是推进新技术在出版社应用、推动出版社深度融合转型的重要保证（见表5）。

在回答“使用AIGC面临的主要阻碍是什么”的问题上，50.9%的出版社受访者将技术熟练程度（新技术难以掌握）选择为第一因素（该因素综合排序得分为4.93分），44%的受访者将效果预期（感觉该技术效果一般，不如预期）选择为第一因素（该因素综合排序得分为4.95），并且上述两个因素的综合排序得分远超职业担忧、个人态度等其他因素，可见，技术熟练度和效果预期是阻碍AIGC应用的最主要因素（见表6）。

因而，在推动AIGC出版应用上，需要增加对出版从业者在新技术应用方面的培训，减少对掌握新技术的畏惧感。此外，因为目前的AI大模型主要是通用模型，还没有出现针对出版业的行业类专业模型，所以，目前的AI工具对高质量内容的满足率偏低，难以达到出版所要求的专业程度，从而导致出版从业者产生AI应用效果预期偏低的问题，这就对做好预期管理提出了要求。

AIGC在出版行业的应用也带来了诸多风险与问题。本研究设置提问，调查来自出版社的受访者对AIGC所导致问题的认知程度。调查发现，85%的出版社受访者认为版权与知识产权问题是出版业应用AIGC面临的主要问题。此外，其他问题依次为：内容质量与准确性问题（74.75%）、用户隐私与数据安全问题（65.76%）、技术依赖与自主性问题（53.73%）、伦理与道德问题（37.97%）。

可见，60%以上的出版社受访者关注AIGC应用于出版所导致的版权问题、内容质量问题、数据安全问题。版权合规性、内容准确性、数据安全性，是内容产业健康发展的三个基础，而避免出现技术依赖、保持自主性问题是保持编辑出版工作价值的基本要求，人工智能在上述领域带来的问题，将制约着出版业对AIGC的应用程度，应受到高度关注。

随着AI应用的推广与普及，工作替代难以避免会发生，这不得不引发出版从业者对未来职业发展的担忧。针对AI引发的工作替代问题，问卷专设“在出版行业中，您认为哪些工作是AI无法取代人工的”问题，调查发现，半数以上的出版社受访者认为创意与创作类工作（69.83%）、人际交流类工作（如编辑与作者协商、读者服务及市场营销中的客户关系管理）（60.85%）、判断与决策（如内容审查和版权决策）（59.49%）、思辨工作（如文学或学术批评、理论建构）（56.61%）是AI替代性最低的工作，而翻译、审稿、校对、仓库管理、印刷等工作，未来被人工智能替代的可能性较大。

可见，出版从业者认为具有创造性、思辨性的创意类工作、判断决策类工作、人际交流类工作在未来被人工智能替代的可能性较低。

本研究结论与局限性说明

本研究表明了出版社从业者对AIGC应用的积极态度，需要加大相关技术应用的培训力度，同时，应在版权管理和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方面采取积极措施。但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有以下几点。

上述不足，有待新的课题做出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