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国家这么重视全民阅读？读书是人类的大事，也是全国的大事。全民阅读（当时叫全民读书）是人类进入新千年之时，联合国21世纪人类发展议程中提出的一项举措。这个议程一共30项，其中就有全民读书，这是与脱贫减贫、环境气候、粮食安全一样重要的事情，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一件大事。

在做了充分的准备之后，我国于2006年启动全民阅读，今年正好是20年，至今发展得很好。准备工作主要是三个方面。

一是开展全民阅读的年度调查，摸清城市、乡村、机关、学校、居民、家庭图书的需求情况，为中央决策提供依据。

二是解放出版生产力，消灭“书荒”，改革出版体制，加快图书生产，必须有能力为10多亿有效的读者提供所需要的优秀图书和音像读物。因为当时除了学校教科书之外，我们全国人均读书不到半本，没有书，全民读什么？当务之急就是要解决有书可读的问题。中央领导同志在西南考察回来告诉我，说那边中小学都没有图书馆，一个学校只有一本课外书，还掌握在校长手里，每个班可以借阅一周，要求我们赶紧解决缺书的问题。学校都没有课外书，家庭、社会上就更少了。这就为我们加快出版提供了需求。经过3年的努力，我们的原创图书、翻译书由几万种增加到30万种，古今中外的图书都有了，基本上能够满足市场需求。

三是建设基层图书阵地。全民读书到哪儿去读？城市的图书馆馆藏不齐全，乡村更没有书，县里都没有图书馆，更何况一个农民能到县里图书馆借书读吗？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全民阅读没有阵地就是空话，当务之急是解决基层读书阵地问题。首先是建农家书屋，我们在62万个行政村全部建起农家书屋，把书送到家门口。此后原新闻出版总署与全国总工会、民政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共建了职工书屋、社区图书室、军营书屋，保障全民参与阅读。短短几年间，将近30亿册的各类图书送到农村、企业、社区、连队，这给出版业带来一个黄金时代，很多出版社由于供货图书馆和农家书屋、社区书屋、职工书屋、军营书屋而取得了发展。所以那些年出版大发展，是与全民阅读紧密关联的。

这件事情也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大力支持，中央财政、地方财政都给予了大力支持，解决了全国性的大问题。每个行政村配备1500册书（500种），100种音像读物（光盘），党报党刊科技期刊共30种，电视播放设备1套以及相应的阅读座位，这样把基层读书落实下去，有书，也有读的地方。

准备工作做好以后，2006年4月新闻出版总署、中宣部等11部委发出全民阅读倡议，这就开始了中国的全民阅读。

经过20年的发展，现在党中央把全民阅读作为文化建设重要事情，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深化全民阅读”，每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都部署了全民阅读。2016年、2017年制定了两部法律，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都有全民阅读条文。那时我已经在人大工作，坚持把全民阅读、农家书屋都写进这两部法律，这为政府下一步制定条例提供了上位法依据，因为国务院条例必须有上位法依据才行。两部法律，前一部法律是保障全民阅读，规定了政府要负的责任。后一部法律规定了图书馆新的职能定位：图书馆要为全民阅读服务。这两部法律是我亲自参与做的，既是提议者也是审议者，也是最后文本的定稿者。

依据国家法规，各地都出台了全民阅读条例，特别是去年国务院制定了《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更加有力地保证了全民阅读行政工作地位，成为中国长期战略性的文化建设任务，这为出版业奠定了广阔的市场和深厚的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场合、各种会议上都以自身读书经历和体会告诫大家要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他也非常强调读书育人、启智增慧，读书可以让人思想得到启发，树立崇高的理想，涵养浩然之气。这就是中华读书的优良传统，结合中国现代化建设需求的感悟。我们厚植文化自信，全面提升全民文化素养，凝聚社会共识，就是激发全社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而奋斗。不管什么时候，中华民族都是一个读书的民族，我们的文化几千年传承下来，我们的文明从来没有中断，依靠的是什么？就是读书。

中国历史上有将近1000年是少数民族政权，但是在文化上没有动摇过，就是因为中国有原典，有汉文化的正统，少数民族进来恰恰被同化。比如孔子什么时候火起来的？孔子是元朝人捧出来的，孔庙大多数是元朝时代修的，他们为了强调政权的正统性，传承中原文化。包括北方少数民族的统治，我们现在看到洛阳和大同的石窟，是少数民族政权修建的。文化影响力是什么？就是已经传下来的历史经典，固化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基。所以读书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中国共产党也正是继承了这样一个优良传统，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始终强调要认真读书，毛泽东同志很有名的一句话——觉可以少睡，饭可以不吃，书不能不读。这就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书香传统，代代相传。

读整本书仍然是代替不了的根本方法。大家不要以为有了手机、有了互联网、有了各种短视频、有了人工智能就可以不读书了，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代替读书。大家说新阅读带来了便利，其实也不便利，书是最便利的东西，随身携带，只要有太阳、有光就能读书，既不要电子设备，也不要充电器，什么都不要。为什么把简单的方法要变成复杂的？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先进技术在传播文化上的作用，读屏读网有两大好处，一个是及时，立即能够传来；一个是互动，它能够与你互动。

书做不到这两点，及时性不行，比较慢，再一个互动不行，过去出版社互动靠读者来信，现在靠短信，不能直接互动，这是书的缺陷。但是书更加方便，更加适合全民阅读。所以我们还是要读书，特别是读整本的书、整套的书，那样才能训练自己的思维逻辑，才能提高自己的精神高度。你看几条信息、看几个互联网的推文，解决不了思维方式、思想方法、立场观点等根本性问题，你不能高尚起来，只看手机上的东西可能变得低俗。所以我的核心意思是要想有学问、有精神高度还是要读书，特别是读整本的书、整套的书。

数字化智能化是新质出版生产力，也是促进出版和阅读进步的动力，应热情拥抱，不能排斥。改革开放之初我就讲过，出版是高度依赖技术和载体的产业。从最早人们在岩洞里刻岩画就为记录自己的记忆。再下来以甲骨钟鼎为载体记录大事。但甲骨钟鼎只能有少量的文字，因为它的刻制、铸造比较难。

再下来就是竹简、兽皮、贝叶、布帛当载体，当时这些书写材料也有限，价格很贵，也不能大量留下记忆。为什么古汉语那么简化？竹简写不了几个字，一条竹简上写10来个字，像现在这样一本就是“一车”竹简。古代称之为“学富五车”实际就是5本书。所以用字极简，是技术限制了它。后来我们的祖先发明了雕版，这就很好了。在唐宋时期有了雕版书，一些典籍印成雕版书，能异地传播。再后来机器印刷，全世界普及直到现在。出版本身就是极其依赖技术和载体的产业，所以对技术我们是拥抱的、欢迎的，对数字出版、智能出版我们是积极发展的。

现在的问题是，大家都感到数智阅读方式冲击了传统的阅读方式，给原有的出版业带来挑战，大家感觉难的是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些解决办法，比如中央去年出台两条措施：第一条是规整平台价格，今年6月开始实施，不允许在网上低价售书。第二条，出台了AI作品必须要有明确的标识。因为人工智能的作品不是什么创造性的，你们不要迷信它，它完全是在数据库里面抓出来的，不是依靠人类理性的逻辑选出来的书，而是用概率抓出来的、重组的书。从今年起，AI的所有作品，文字作品、书画作品、设计作品全要有标识，因为它带有大量的盗版成分，已经出了这个规定，平台的经营者要负这个责任。

但对阅读来说，这个还不够，还需要社会各界继续引导读者去读书，在网络、手机、智能阅读中区别真伪，明辨是非，能够理性分析这些作品所包含的内容和其价值，有选择地阅读。现在澳大利亚和欧洲十几个国家已经出台了中小学生在学校不能阅读手机、网络产品的规定，就是专心读书。我国也向这个方向发展，教育部实施的校园读书回归工程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也给家长、教师减轻一些压力。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克服人工智能出版带来的四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数据造假。我们在阅读时要分辨数字造假。数字造假在新闻、出版、外事各方面都已经表现出来了，都是合成的，包括文字、图像，你的面容、你的声音都可能伪造。

第二，算法陷阱。算法是人设的，虽然技术部门称算法是“中立”的，但是算法里面很有门道，它可以通过算法让你永远不能胜出，永远是失败者，它可以做到无论何种数据输入，都能导出负面结果来。目前中国在全球遇到的舆论问题就是“算法陷阱”，中国任何事件发布，都给你变成一个负面东西，读者切莫上当受骗。

第三，导向预置。在设计人工智能算法的时候，导向就预置在里面，对阅读者带来很大的影响，对它的负面影响，我们要保持批判力。

第四，流量错位。现实是有正能量的东西没有流量，负面炒作的信息流量占领在线阵地，成天炒作负面问题、小道新闻，煽动情绪，扰乱社会秩序。

人工智能进入出版、阅读领域，大家一定要趋利避害、辨别真伪、加以防范，让好的东西、正版的东西占主导地位。我们不能禁止新阅读方式、新出版方式，但是要防止它们带来的问题，减少误读误导。

全民阅读是对出版业利好的一个政策导向。14多亿人口的读书在世界上是多么巨大的市场，一人一本书就是14亿册。我们要带头贯彻好《条例》，把它作为今年出版业发展的头等大事抓好，如果这个机遇抓住了，整个出版业能够发生很大的变化，能再次辉煌。

第一，要认真学习贯彻《条例》的精神，把它推广、宣传到位，让各个部门、各个群体都按照《条例》的精神来推动全民阅读，营造良好的读书氛围，这是出版业发展自己的必需选择。搞生产的人都需要市场，搞出版的人需要有人读书，越有人读书就越有出版市场，这是密切关联的，所以我们要把《条例》学习好、贯彻好、宣传好、落实好。

第二，要结合制定“十五五”出版规划，把产业发展的任务目标搞明确。建设文化强国，出版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离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目标只有不到10年的时间，这5年是一个重要时期，所以这个五年计划非常重要。我们要把“十五五”出版的数智基础建设规划好，优质数据库、技术平台、产业升级改造，需要的设备、技术、工程都要提早谋划。我看这次展会上有引进英国等设计的数智出版平台，装备、技术手段非常先进。我们要用这些技术装备来武装出版业，把这些基础建设规划到“十五五”规划里，基础条件的改造和建设同出版重点项目一样重要。

第三，从出版角度讲，要求我们提供高质量的阅读产品。这一点作为我们发展当中的生命线，一定要抓好，按照全民阅读要求，按照各行各业、不同读者群需求，规划出版好全民阅读产品，保证高质量供给，这是出版业应该做的。

第四，要动员各地区和部门按照《条例》所讲的责任，分工负责。《条例》讲得很清楚，哪些地方、哪个机构、哪个部门在全民阅读里面负责什么，都已经讲到了，我们要敦促这些规定落实到位，保障全民阅读顺利推进。

第五，作为出版者，我们要引领阅读方向。现在的书非常多，据统计，中国从《尚书》《诗经》这几部原典出版开始，到1978年，我们所有出版的书大概是247万种（有目录的）。1978年到现在出版的书有多少？达2600多万种。目前市场上动销的书是250多万种，其中有30多万种是引进国外的。图书品种太多，一个普通读者很难选择读哪本书，这就要靠出版者推介好书，引导阅读，这一点非常重要。现在一些出版社已经在做这件事，深度宣传自己的产品，用各种方式引导读者阅读，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做，既要出书，也要向读者推荐好书，让他们知道选择什么、读什么。因为社会阅读是大众化的，不像学校是定向的，学校老师开书单、教育部门开书单，课堂上要读什么书都是明确的。但社会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积极推荐去引导阅读，这件事一定要做好。

第六，加强阅读空间的建设，特别是新型多功能阅读空间的建设。最近有一个好的现象，各地对实体书店的建设、改造、升级、建设最美的书店，都做得很好。但是大众化阅读空间建设还要加强，一个是公共图书馆、公共阅读空间要大量补充优秀新书，不要10年不变，那样不能满足读者的要求。所以政府要加大采购力度，把公共图书馆做好。农家书屋、职工书屋的补充更新，每年也要做好，把财政补贴落实到位，让农民自己选书，不断补充和扩大。还有社会性的阅读空间，这个倡导多年没有兴起来。所有的公共活动空间，车站、码头、商场都应该好书不离，这次《条例》里面提出读书漂流。在欧洲，图书漂流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把你阅读过的书放在车站、码头，让别人继续阅读，我们也要提倡。现在很多公共地方看不到书。这说明什么问题？公共阅读资源不足。公共阅读空间要做好，现在争着搞虚拟空间，真正读书的空间却没有装备起来。

最后，动员老干部、老红军、老教授、社会名流等引导全民阅读健康发展。乡间有乡贤、有退休的老教师，城市里有著名的文化人，他们在文化上是旗帜性的标志，很有影响力，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帮助社会营造阅读氛围。出版业在这方面要下功夫，请一些有影响力的带有文化符号的人或者带流量的人，请他们谈读书，引导全民阅读，这样真正地把全民阅读落实到人民群众中去，不仅保障人民群众阅读权利，而且更好地提高中华民族每个人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身心健康素质，进而提高整个社会文明程度。因为文明是一个接替的过程，一代文明是在前一代人努力的基础上再提高，所以人类能不断攀登文明的高峰。我们今天已经站到这么高的制高点上，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我们也要让公民跟上这个进度，实现人的现代化。所以全民必须要读书，不是一般的阅读，而是好好地读书，继承前人的经验和智慧。

中央利好政策在去年下半年密集出台，给出版业发展带来很好的机遇，希望出版界在新年伊始就抓住机遇，提振信心，繁荣发展出版业，为建设文化强国作出我们的贡献，进而为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这个伟大目标提供出版界的智力支持。出版界要充满信心，奋发图强，今年争取有大的改变，以贯彻《条例》为契机，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

（本文系柳斌杰同志在2026北京图书订货会出版发行高质量发展论坛上的主旨发言，略有删减）

来源 |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