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出版业从业者的职业压力不仅影响个体的心理状态和工作质量,也直接影响出版队伍的整体建设和行业发展。本文通过对当前出版从业者压力现状与影响因素进行问卷调查,选取工作量、加班时长、薪资福利满意度等14个指标作为自变量,将“现在的工作压力”作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方程,通过分析发现当前出版从业者职业压力整体处于中等偏上,其中工作量、加班时长等8个自变量的线性关系显著。但以往研究认为有较大影响的薪酬收入、职业规划和与直接上级的关系等指标却并没有获得预期的验证。同时文章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建议性干预策略。
职业压力(Occupational Stress)是指从业人员在职业环境中,面对职业需求与自身知觉不平衡、工作能力不匹配时出现的身心压力状态[1]。职业压力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调动从业者工作积极性,提升工作效能,另一方面也会对从业者身心健康、生存状态以及组织绩效和人员稳定等产生消极影响。
长期压力会导致比较严重的健康问题,首先会在情绪方面产生无力、焦虑、沮丧和忧郁等主要表现,严重的会产生职业倦怠,并引发更多的心理问题,进而会对人的身体健康产生影响,出现头痛、焦虑、抑郁、失眠、神经衰弱、肥胖等症状。若以上情况长期得不到缓解,还容易引发其他器质性病变,甚至会大大提高患其他重病的概率[2]。
出版职业压力是指与出版工作有关的内部与外部因素所导致的出版从业者个体一系列心理和生理失衡反应。从目前研究成果来看,出版行业的职业压力尚未引起从业者和研究人员足够的关注,与教师、医生等其他行业从业者相比,研究成果数量偏少,与其重要的地位并不匹配。本研究主要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方法试图对出版职业压力影响因素做出比较全面的量化分析,考察影响出版从业者职业压力的主要因素。
本研究所选取的样本来自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院发起的“出版人职业生存现状调查(2019-2020)”项目数据[3]。该调查通过“木铎书声”等以出版从业人员为主要用户的微信平台、以网络问卷的形式发布,每两年开展一次,对出版从业者职业状态开展全面持续的关注研究。
本次调查问卷包括“基本情况”、“工作量和工作时间”、“薪酬福利”、职业成长、“职业选择”、“压力调查”6部分54题;样本选取从2020年4月开始至2020年10月结束,收到3732份有效问卷,在性别分布上,男性1140人,女性2591人,1人未填性别。如表1所示,基本反映了目前出版从业人群的特征。
表1 出版人职业生存现状调查样本基本信息
本文主要采取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这是一种考察多个自变量与一个因变量之间线性关系的统计分析方法,它通过建立多个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线性模型,构建回归方程,从而可以比较全面系统地分析各自变量的变化对因变量变化的影响,以及自变量变化对因变量变化的相对权重,还可以借此预测自变量的变化所导致的因变量的变化程度。也就是说,该方法由多个自变量的最优组合共同来预测或估计因变量,是目前社会科学中所广泛使用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
本研究调查问卷包括6部分54题,去除不适合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的多选题和与本研究无关的问题,保留有关问题15项,分别是:
文字加工量、工作量、加班时长、出差天数、月税后收入、对工作的态度、对现有考勤制度的满意度、薪资福利满意度、整体满意度、职业前景、职业规划、与直接上级关系、与同事关系、新冠疫情对出版行业未来影响的看法、现在的工作压力。
根据研究目的,我们将最后一个问题“现在的工作压力”作为建立回归方程的因变量,将前14个问题设计为建立回归方程的自变量,通过数据构建模型,来研究这些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直接影响和效果。
对于调查问卷中有关压力的量化指标,设定0—10级量表,从0到10压力逐渐增大,5分为“一般”,0分为极其弱,10分为极其强。
去除缺失值后,采用逐步回归法对14个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统计软件为SPSS。
首先,从出版从业者职业压力值分布表综合来看,样本中选择压力值为7的占比最多,为20.5%;在样本中,认为工作压力比较弱或者感受不到工作压力的仅仅占到11.1%,选择一般5分的有18.7%,压力程度为较大或者很大,5分以上的样本占比70.2%。从表中可以明显看出,压力值分布重心显著偏右、偏大。也就是说七成的样本在实际工作中感觉压力明显偏大(见图1),由此可见,出版从业者职业压力偏大是行业从业者显著的、普遍的感受。
图 1 出版从业者职业压力值分布
从“出版职业压力描述性统计表”来看,出版从业者样本职业压力均值为6.56(最小值0,最大值10),比中值5高出31.20%,属于中等偏上,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论。同时从压力分值的中位数、众数、标准差、四分位数指标来看,压力值数据指标比较集中,离散程度偏弱,也就是说样本感受比较集中,差异不太显著。(见表2)
表 2 出版职业压力描述性统计表
其次,采用逐步回归法对14个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发现职业压力对8个自变量(纳入模型的顺序依次为X1—X8:工作量、加班时长、与同事关系、薪资福利满意度、对工作的态度、文字加工量、出差天数和新冠疫情对出版行业未来影响的看法)的线性关系显著(F (8, 3731) = 282.51,p < 0.001),调整后R2= 0.376。
调整后R2一般是用来衡量回归模型拟合优度的指标,数值越大则拟合程度越好。也就是说,原有的14个自变量中有8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B(即该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是显著的,它们和因变量之间产生明显关联,这些自变量的组合可以解释因变量37.6%的变化。按照一般社会科学的标准,属于解释力比较高的模型。
同时,所有纳入回归模型的8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显著,回归方程为
Y = 2.62 + 0.367X1 + 0.424X2 + 0.113X3 + 0.065X4 - 0.173X5 + 0.057X6 + 0.044X7 + 0.055X8。8个自变量的容忍度都比较高,接近于1,因此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这说明各自变量之间没有高度的相关关系,彼此之间没有关联,因此数据质量满足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要求。(见表3)
表3 最终纳入回归模型的8个自变量的统计量
其余6个自变量则由于回归系数B不显著被剔除,他们包括:
月税后收入、对现有考勤制度的满意度、整体满意度、职业前景、职业规划、与直接上级关系。
也就是说这些因素对出版从业者职业压力没有明显、直接的关联关系。
本研究试图考察出版业从业人员的职业压力状况,分析其不同影响因素的贡献大小,以期寻找到对出版职业压力影响的相关因素。
从结果上来看,工作量X1和加班时长X2是对职业压力影响最显著的因素,其他因素(X3—X8)依次是:与同事关系、薪资福利满意度、对工作的态度、文字加工量、出差天数和新冠疫情对出版行业未来影响的看法。
与预期的结果基本一致的是:工作量(X1)和加班时长(X2)是预测出版从业者职业压力的主要因素,单一工作量因素在模型中对职业压力的解释达到了28.8%(调整后R2= 0.288);而加入加班时长以后,两个因素对职业压力的解释达到了35.9%(调整后R2= 0.359),超过三分之一。
这一结果表明,较大的工作量和较长的加班时长是造成出版行业从业人员职业压力的主要因素。出版业不同的岗位有不同的工作量考核指标。例如文字编辑主要考核文字加工量、策划编辑考核项目效益比、营销人员考核销售实洋、行政人员考核任务完成质量和完成效率等,不同的岗位有不同的指标。
但从实际来看,近些年传统出版业面临的压力不断加大,国家对书号审批管理逐年趋严缩减,在减少低质量重复出版的同时,出版从业者必须要面对提高单品效益的压力。压力传递到不同的岗位,要求每个环节的从业者都要成为“多面手”,从组稿、做活动、开直播、搞宣传,出版人“忙”着掌握新技能,无形中加大了日常工作量。
同时,从出版管理部门来看,近几年要求出版内容意识形态把关、重大选题备案、审校和质检制度严格落实等措施,均对出版从业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工作难度加大、工作环节增多、工作要求提高,这些都直接体现在工作量上。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必然也会延长加班时间,从而导致职业压力增大。
然而,以往研究者认为的组织(工作单位)因素、薪酬收入和工作特点等因素却并没有获得预期的较大影响,比如与同事关系(X3)、文字加工量(X6)和出差天数(X7)等,其回归系数虽然显著,但均未超过0.2(见表3第三、六、七行B数据)。
换言之,这些自变量对工作压力的预测虽然有作用,但影响较小,这些因素每变化一个单位,其因变量压力感受值的变化值都不超过0.2。而且它们能够解释的因变量变化也均没有超过0.01(见表3第三、六、七行R2变化量数据),说明对因变量的解释力很有限。
这可能是由于出版行业的特殊性决定的,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出版业从业者工作环境简单、任务目标指向明确、工作任务相对独立、工作独立自主性较强,同时大部分从业者出差时间也较少,特别是受疫情影响之后。这些特殊的性质,决定了上述因素对实际的从业压力影响有限。
对现有考勤制度的满意度、与直接上级关系、整体满意度、职业前景、职业规划等组织和个人层面的因素在建模过程中由于对职业压力的影响不显著而被排除。
但有意思的发现是,虽然税后月收入这一因素被排除出去,但是薪资福利满意度(X4)却被保留下来——尽管这一因素对职业压力的影响较小,仅带来0.003的R2变化量,即对职业压力0.3%的贡献——而且它与职业压力的共变方向是相同的,意味着薪资福利满意度每变化一个单位就会带来职业压力0.065数值的增加(偏回归系数B = 0.065)。
也就是薪资福利满意度越高的人,职业压力会越大?造成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在于:薪资福利满意度较高的样本可能在单位组织内拥有较高的职称或职位,他们不仅承担更多的专业任务,可能是单位的业务骨干、项目总监、丛书策划、营销负责人,也有可能在管理或行政职务担任重要工作,同时要面临业务转型压力和团队建设、组织管理等工作,即权责同时增加,“痛”并“快乐”着!
本次模型中唯一一个负向影响的因素是个体对工作的态度(X5),即个体对工作认可喜欢程度。结果发现个体对工作越是认可喜欢,则职业压力就越小。这意味着,如果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提高个体对工作的认可喜爱,就可能会减缓个体的职业压力。当然不排除在工作量和职业压力的关系之中,工作态度存在着中介或者调节效应的可能性。这需要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进行检验。
除此之外,由于本次调查的数据是在新冠病毒疫情发生的背景之下开展的,所以问卷特别设置了“个体认为的新冠病毒疫情对出版行业未来影响的看法(X8)”这一问题,发现出版从业者认为对疫情给职业压力带来的冲击虽然有、但是并不大,在所有显著的因素中排在最后,对职业压力的贡献仅有0.1%。这反映了出版行业对疫情短期影响持有较为乐观的态度,认为疫情对行业未来发展影响有限,尚未对从业者造成精神方面的明显感受。
本研究对当前出版者职业压力的影响因素做出初步的量化探讨,获得了一些有意义的发现。但限于量表编制水平和所考察范围涵盖面的约束,本研究依旧有一些不足:受样本采集渠道的影响,样本群体分布不均衡,表现为出版社样本数量较多,报刊社、民营公司样本较少;内容编校岗位数量最多,其他岗位样本数量较少;中青年出版人偏多,老年出版人偏少等,客观上影响到对出版业整体从业者从业压力的分析。
同时,在考虑职业压力的影响因素中没有纳入社会支持、个体性格、应对方式等组织和个体干预策略和对抗措施方面的因素,也没有进一步考察可能的干预策略带来的积极效果,这都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但不管怎样,本研究依旧是对于出版行业从业人员职业压力方面研究有价值的探索。
当前出版行业正处在前所未有的转型期:由传统出版向融合创新转型、由规模扩张向效益提升转型、由生产导向向服务导向转型。转型必然带来变革和重构,行业和机构所面临的竞争压力和风险挑战,最终都会传导至一线从业者身上。耶基斯—多德森定律比较系统地阐明了压力和绩效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存在倒 U 形关系,若工作任务相对简单,给予一定的压力,更容易督促人们实现最佳业绩;若工作任务的难度系数相对适中,则保持一种适中的压力有利于任务的完成;若工作任务比较复杂,则人们在压力较低、氛围比较轻松的环境下,更容易完成任务。[4]
如果出版职业压力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不仅会带来组织绩效低下和人才流失,也会直接影响出版行业的高质量转型发展。
从研究发现来看,针对当前影响出版从业者职业压力因素来看,工作量和加班时长是出版从业者职业压力的主要来源,而个体对工作喜欢和不喜欢的态度则会减缓职业压力。同时,薪资福利满意度、单位同事关系、出差天数等其他因素对职业压力存在不同的影响关系。针对研究发现,建议可以采取具有针对性的干预策略。
第一,从工作量角度来看,出版从业者感受到工作量造成的压力主要来自当前出版工作的复杂程度和要求均有所提高。从出版管理和主办部门来讲,应该加强调研,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出版机构社会效益优先、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将出版企业的考核从两个效益统一转变为社会效益优先的考核指标上,对出版企业的经济利润要根据产业实际效益确定。从政策机制上鼓励精品力作的生产,加大对创造社会效益的奖励力度,引导出版机构提高出版质量、让出版从业者能够优先围绕党和国家文化强国战略做好出版工作。针对行业转型及新媒体对传统出版的挑战,由于工作复杂程度提升对从业者形成的工作量压力,出版机构应该加快融合发展转型步伐、加大人才队伍的培养引进,积极开展业务能力的培训,通过提升工作技能化解工作压力。
第二,从加班时长的角度来看,由于出版工作的特殊性,出版从业者大部分工作时间自主性较强,例如文字编辑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决定审读加工稿件的时间、策划编辑可以选取合适时段与作者沟通联系、营销编辑根据自己的节奏推送宣传广告等……从调查问卷来看,出版从业者对考勤制度满意度平均分6.12,属于较高[5]。由此可以看出,加班时长给出版从业者造成的压力主要来自非自主工作的时间,也就是被动工作时间延长。被动工作时间主要是从业者无法自主决定工作场景和工作时长,因此从情绪上就容易造成懈怠、焦虑、抵触等不良情绪,从而造成工作压力加大。出版从业者的被动工作时间主要来自一些出版企业由于制度缺失、流程不清、职责不分、企业文化建设滞后等原因造成的管理低效,内部管理无法适应外部变化而造成的时间消耗。这就要求出版企业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必须要迅速及时、动态科学做出管理调整,为从业者创造高效的工作环境和制度保障。
第三,从工作的态度来看,结果发现个体对工作越是认可喜欢,则职业压力就越小。建议出版企业要着眼于构建充满人文关怀和归属感的企业文化,多组织团建、休闲活动,适度放松,提升编辑的工作积极性和对单位的忠诚度。根据出版行业特性,引导出版从业者合理做好职业规划、提升职业使命感,多角度增强出版从业者职业回报,特别是职业价值认同和专业能力发展。
第四,从研究结果来看,薪酬收入这一重要的因素尚未对职业压力构成明显直接的影响,也就是从另一个角度可以说明,出版企业作为文化企业,是高学历人才聚集的行业,不同于标准化工业流水线生产,更强调精神创意和文化生产,因此从业者更关注价值关怀和自主体验。这一点从负向提醒出版企业管理者在制度制定和管理措施上,做好物质保障的同时,要更多关注人才队伍的精神层面的建设。
综合来看,做好出版从业者压力干预,是一个综合长期的系统工作,还需要行业管理部门、出版企业和协会组织及相关机构从多角度入手,形成共识,共同努力。
管理部门应针对当前行业转型面临的新技术、新形势和新要求,积极开展职业继续教育培训,加强出版业务指导。行业协会针对出版职业健康问题开展关爱行动,制定出台行业指导意见,倡议出版机构开展对员工强制休息和适时运动制度的推广,为出版从业者提供有力的劳动保护。
出版机构在人员引进环节可以吸收更多新技术和交叉领域相关专业背景的、热爱出版事业的人才进入本领域,从改善工作方法的角度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编辑出版工作方式转型,并积极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在出版领域的应用,把人从繁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从事更高层次的创意性工作,让从业人员获得更多价值感。
当然,从出版从业者自身来讲,保持良好和健康的心态,通过积极努力学习,不断提升自身业务素质,对于出版业的变革和发展要保持清醒的认知和判定,增强业务能力、提高工作效率、减少无效加班,积极应对工作挑战,做好自身的业务能力提升和心理素质建设也至关重要。
作者丨 修利超 赵玉山 曹培培
来源丨 《出版广角》 2021年第9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