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铎出版智库 第7辑

《在线教育趋势与案例》（2021）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院 | 组编

主编 | 梁志国 赵玉山

      编者说明：

      2020年以来，疫情全球蔓延，给人类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巨大改变，传统的教育方式面临严峻挑战。教学方式的改变必然要求出版业顺应趋势，做好服务工作。在线教育是教育现代化、全球化、均衡化的重要载体和关键举措。特别在疫情的冲击下，在线教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本期木铎智库聚焦在线教育的政策、趋势、案例、应用及思考，编者查阅统计数百篇相关文献和资料，精选部分文章选编形成“政策与概况”“理论与技术”“实践与应用”“借鉴与参考”四部分，供广大出版同行科学研究参考。

      入选本期智库的文章部分选自国家相关部门发布的政策或报告，按照入选文章顺序，还收录了下述专家文章，向入选相关机构及个人表示诚挚谢意！

第一部分  政策与概况

      加快完善制度环境。制定在线教育和数字教育资源质量标准，推动建立数字教育资源的准入和监管机制，完善数字教育资源知识产权保护机制，鼓励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开发数字教育资源，形成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培育社会化的数字教育资源服务市场，探索建立“互联网+教育”管理规范，发展互联网教育服务新业态。

      进一步改善基础条件。加快推进“宽带网络校校通”，完善学校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加强“无线校园”建设，基本实现各级各类学校宽带网络全覆盖和网络教育环境的普及，具备条件的城镇学校实现无线网络全覆盖，鼓励具备条件的学校配置师生用教学终端。

      全力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建设课程教学与应用服务有机结合的优质在线开放课程和资源库，全面推进“优质资源班班通”，鼓励教师利用信息技术提升教学水平、创新教学模式，利用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等多种方式用好优质数字资源。

      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着力加强“名师课堂”、“名校网络课堂”、“传递课堂”、“在线开放课程”等信息化教育教学和教师教研新模式的探索与推广，加快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覆盖；积极鼓励高等学校和职业学校依托优势学科专业开发具有竞争力的在线开放课程，制定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标准和学分认定管理办法，将在线课堂纳入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

（摘自《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指导思想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定“四个自信”，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立足基本国情，遵循教育规律，坚持改革创新，以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为工作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将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坚持教育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优先发展教育，大力推进教育理念、体系、制度、内容、方法、治理现代化，着力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优化教育结构，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奋斗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摘自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

第二部分  理论与技术

      互联网改变了教育的服务方式和组织方式，并正在改变知识的内涵、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进而推动教育变革。本文将系统阐述知识观发展的动因和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新规律，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内容：

      其一，知识观发展的动因；

      其二，互联网使知识的内涵回归到人类的全部智慧；

      其三，互联网环境中的知识具有存储与生产网络化、标准个性化、载体多模态化、颗粒碎片化等特征；

      其四，互联网环境中知识生成和进化呈现问题驱动、群智协同、生产与传播同程、过程非线性等新特征；

      其五，更新知识观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在文章最后的总结中，作者强烈呼吁：“互联网＋教育”实践不是传统课堂教育的“网上搬家”，也不是简单的优质资源共享，而应是新知识观指导下的教育组织重构和流程再造。作者希望本文为“互联网＋教育”的改革实践提供新思想和新方向。

（摘自陈丽 逯行 郑勤华《“互联网+教育”的知识观：知识回归与知识进化》）

      新冠疫情提升了在线教育行业的渗透率，但疫情带来的并不是用户的留存，只是用户的触达，在线教育行业在快速发展中也暴露出优质师资和资源内容不足、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用户留存率和转化率低等问题。通过回溯我国在线教育行业的发展历程，基于传统的商业模式理论要素，结合在线教育行业价值创造的特征，构建了基于用户、合作方、价值交互和价值支撑的四界面商业模式理论模型，并分别选取行业内B2C、B2B2C和C2C模式的在线教育平台对该模型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与传统理论模型相比，该模型具有突出行业价值创造的关键节点和联系、利于调整和维护利益相关者关系等优势。

      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统计，截至2020年3月，我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已达4.23亿，较2018年底增长110.2％。特别是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全国大中小学停课，教学被全面搬上“云端”，极大提升了在线教育行业的渗透率。在流量激增之下，22家与在线教育相关的上市公司股票价格普遍上涨，其中8家涨幅在50％以上，与2020年初相比，行业总市值涨幅已达22％。

      然而，在线教育行业的迅速发展一方面促进了教育资源的整合、推动了教学服务移动化和智能化，另一方面也暴露出行业“烧钱营销”且难以实现盈利等问题。伴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对于明显“退潮”的在线教育行业，不但需要思考如何解决自身的不足，还要面对蓄势回归的线下教育培训机构，因此，亟待探索适合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走出留存困境。本文采用文献回顾法，通过回溯在线教育教学的发展历程，尝试基于现有研究成果，构建出有助于在线教育平台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理论模型，以期成为“后疫情”背景下在线教育行业进行教学全流程和全场景优化的理论依据，从而使行业回归以课程效果和服务质量取胜的教育本质。

（摘自张鲜华 穆兴兴《在线教育平台商业模式结构化表达与研究》）

第三部分  实践与应用

      我国历来从战略上重视信息技术发展及其对教育的革命性影响。近20年来我国在线高等教育课程及其平台建设，与世界在线高等教育课程的发展节奏基本保持一致，且起点较高，但在学科类型、课程提供主体、课程语言、教学形式和课程共享性等方面，与其他国家相比存在差异。就国际影响力而言，我国在线高等教育课程还存在以下不足：在线课程开发缺乏全球化视野，课程内容及质量国际吸引力不足；在线教育平台建设机制不灵活，世界范围内传播效率不高；教师信息化素养不高，开展国际在线教学动力不足；在线教育缺乏质量标准和学分互认体系，国际认可度不高；高校内部支撑体系不完善，缺乏线上与线下的融合发展。对此，提出以下建议：加强顶层设计，整体布局规划；多方协同推进，打造中国品牌；引领标准建设，拓展国际空间；打磨专业团队，贡献中国智慧。

      在线教育（E-Learning）是指基于互联网技术平台，学习者通过网络进行实时线上学习的一种新型教育模式。美国教育部《2000年度教育白皮书》中对在线教育的定义包括三个核心要素：①通过互联网进行教育教学活动；②全新的学习方式，学习者可随时随地学习，改变了教与学的关系；③不同于以往的远程教育，在线教育同样可以在传统校园教学环境中发生作用。作为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产物，在线教育对于扩大资源覆盖面，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建设学习型社会和高等教育强国，实现教育现代化，提高国际影响力等，都具有重大意义。

（摘自张男星 孙继红 王春春 桂庆平《我国在线高等教育发展的国际比较及推进策略》）

      教育出版社一直是我国图书出版业的主力军，为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师和学生提供教材等学习内容，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随着网络出版和教育信息化的快速推进，网络教学和网络学习日渐兴起，教育出版社正在从纸介质的内容提供商向基于互联网的教育内容提供商和教育服务提供商转变，网络教育正在逐步成为教育出版社的主要发展方向。

      在我国，K12阶段（包括小学、初中和普通高中）的学生总人数为1.63亿，专任教师总人数为1085.61万。近年来，随着《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的实施，我国教育信息化的推进速度非常快，课堂教学和课后学习正在快速向网络转移，2016年3月百度公布的《中国互联网教育行业趋势报告》披露，我国4.48亿网民使用过互联网教育产品，其中7～17岁的网络学习用户占到32％。从数据看，K12阶段的网络教育市场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而且投资也非常活跃。据公开报道，2015年，仅“作业盒子”“学霸君”“一起作业网”“猿题库”就获得了2.2亿美元的融资。良好的发展前景，催生了大量从事K12阶段网络教育的互联网教育企业，成为教育出版社的强劲对手。

      尽管前景被看好，但是目前K12阶段的网络教育市场却是典型的“叫好不叫座”。从《中国互联网教育行业趋势报告》的统计看，K12阶段的网络教育市场消费比例仅占整个互联网教育市场的2.7％，远远低于高等教育（36.6％）和职业教育（35.7％）的市场规模。为什么这个被广为看好、拥有庞大用户群的市场经过近20年的发展，始终没有“火”起来，反而让很多互联网教育企业濒临倒闭？将网络教育作为主要发展方向的教育出版社应该怎样做才能绕过雷区，快速发展壮大？

（摘自梁志国 赵玉山《关于开展K12网络教育业务的思考》）

第四部  分借鉴与参考

      教师是技术在教育应用中的关键因素。据《第二次学校调查》显示，欧盟教师已经开始在备课或上课中使用数字技术，但整体使用率不高。以教师在超过75％的课程中使用ICT进行教学为标准，小学、初中到高中的比例分别是19％、15％和30％。此外，公众咨询也证实：疫情期间很多教师缺乏在线教学的知识和经验，无法通过数字手段提供教学。另据不到一半的欧盟教师（49.1％）称，在他们的正规教师教育或培训中已包含了ICT内容，但只有39％的教师做好了使用ICT进行教学的充分准备，仍有18％的教师非常需要数字能力提升的相关培训，且各国的差异度很大，整体情况如图3所示。

      在教师专业发展内容方面，欧盟为教师提供的ICT培训包括：设备专项培训、基于ICT的教学法课程，以及具体学科的学习应用培训三类内容。当前参与设备专项培训的教师不断减少，而参加另外两种培训的教师有所增加。但总体来说，当前的教师培训仍以基础性培训（如互联网使用和一般应用的入门课程）为主，高级课程较不常见。促使技术适应特定学科、目标和活动的方法培训，仍存在较大需求，且各国差异悬殊。如在参与基于ICT的教学法课程方面，以2017—2018年教师参与基于ICT的教学法课程的学生百分比作为衡量指标，冰岛各学段比例分别为75％、70％、43％，葡萄牙仅为14％、37％、32％。

（摘自董丽丽 金 慧 李卉萌 袁贺慧《后疫情时代的数字教育新图景：挑战、行动与思考》）

      在过去的十年间，美国K-12阶段的学生报名参加在线课程的数量急剧上升，有近70万的学生在各类在线教育中注册。这种扩张一方面引发了社会对在线教育质量的关注，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新的实践经验。为了与新的在线学习情况相适应，建立高质量在线学习体验，《iNACOL 标准》不断修订和完善。《课程标准》《教学标准》于2011年修订完成第二版，2019年更新为第三版。《项目标准》于2009年首次发布，并于2019年修订产生第二版。新标准与旧标准相比，变化主要表现在数量、内容和呈现形式三个方面。

      首先，从整体的数量上来看，2019年新发布的《iNACOL 标准》的各个子标准与上一版相比数量上有不同程度的压缩（见表1）。《课程标准》所涉及的标准数量增加，但具体的指标数量下降。指标数量的减少不一定意味着评价内容的缺失，相反更有助于简化测评过程，便于测评者的使用。

      其次，各个子标准在一级标准的内容上也进行了删改与添加。新版的《项目标准》以删去相似指标为主，删去“组织承诺” “指导服务” “组织支持”“项目提升”等一级指标，并将其下的可用指标整合至其他一级标准中。新一版的《课程标准》中加入了“课程的概述与支持”和“可获取性与可用性”，分别作为标准A和标准E。新版的《教学标准》标准A由原来的关注教学实践转变为关注专业责任；标准D由原来的关注学生的反馈转变为关注学生参与情况。标准G“测量与评估”由原来的标准G／H合并而得。其余标准被删减并重新整合至其他一级标准中。除此之外，各个指标也随之发生调整，从而适应上一级标准的变化。

      最后，新版的标准在呈现方式和组织形式上也具有一定的变化。旧版《课程标准》和《项目标准》每个具体的指标均采用五级量表计分（0：没有一内容缺失；1：不满意—需要显著地提升；2：比较满意—需要有针对性的提升；3：满意—可自行决定改进；4：非常满意—无需改进）。旧版《教学标准》中一级标准没有固定的名称，每一个具体的指标从“教师的知识和理解”和“教师的能力”两个层面进行规定。而新版的标准在删去等级表的基础上，增添了针对一级标准及其下属的二级指标的字母和数字标号。同时，每一个指标都附带了相关的“解释”和“例子”，以作进一步说明。《教学标准》中的一级标准也新增了固定名称。

（摘自刘童《美国在线教育质量国家标准的建立、内容及特征》）

      特别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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