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院 | 组编

主编 | 赵玉山 邢自兴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出版业创造了新的辉煌成绩，建设了印刷出版、电子出版、数字出版、网络出版和大数据出版等五种业态并举的现代出版体系，成为全球公认的出版大国。本期智库聚焦中国当代出版业发展，查阅整理数百篇有关中国当代出版业的文献和研究材料，从“宏观观察”“核心业态”“关联服务”“传播交流”等角度精选汇编成辑，供广大新闻出版同行科学研究参考分享。

第一部分  宏观观察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我国各项文化事业在恢复、改造和曲折中不断发展。改革开放为文化发展带来新的契机，文化建设迈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极大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文化事业繁荣兴盛，公共文化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不断完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明显提升。

      （一）文化投入力度明显加大。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财政对文化建设的支持不断加强，我国文化事业经费逐年增加。1953—1957年五年文化事业费总投入为4.97亿元，1978年当年增加到4.44亿元，到2018年达928.33亿元。1979—2018年，文化事业费年均增长14.3%，2018年比2012年增长93.4%。

      （二）文化服务设施不断完善。新中国文化的发展是在“一穷二白”基础上进行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极其短缺。1949年，全国公共图书馆仅有55个，文化馆站896个，博物馆21个。经过70年的发展，我国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取得长足进步。到“十五”末期，基本实现了县县有图书馆、文化馆的目标。2018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176个，为1949年的57.7倍，为1978年的2.6倍；文化馆站44464个，为1949年的49.6倍，为1978年的9.7倍；博物馆4918个，为1949年的234.2倍，为1978年的14.1倍。从2004年起，全国各级各类国有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有条件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逐步实行优惠或者免费开放。从2008年起，全国文化、文物系统博物馆、纪念馆开始向社会免费开放，为丰富群众文化活动提供了有力支撑。

      （三）广播影视制播能力显著增强。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充分利用传统媒体优势，积极发展视听新媒体，从以前单一的广播媒体发展到今天具有电台、电视台、报刊、网络广播电视和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等多种媒体构成的传播新格局，拥有无线、有线、卫星、互联网等多种传输覆盖手段构成的现代化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一是传媒规模不断扩展。2018年底，全国共有各级广播电台播出机构2647个，为1949年的54.0倍，为1978年的21.2倍；2018年实际开办公共广播节目2900套，比2012年增长10.4%；实际开办公共电视节目3559套，比2012年增长8.7%。目前我国的广播影视规模已跃居世界前列。二是覆盖范围显著扩大。2018年底，全国广播、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达到98.94%和99.25%，分别比1982年底提高了34.84和41.95个百分点，比2012年底提高了1.43和1.05个百分点；有线广播电视服务人群持续扩大。2018年全国有线广播电视实际用户数为2.18亿户，占全国家庭总户数的49.0%，而1998年有线广播电视实际用户数只有0.28亿户。在有线广播电视实际用户中，数字电视用户数2.01亿户，占92.3%，数字用户数比2012年增长40.8%，占比提高25.8个百分点。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广播影视新媒体蓬勃发展，2018年全国网络视听注册用户已达到65.7亿个，节目播放次数接近2.7万亿次。三是播出能力日益增强。1978年全国仅有93个广播电台，年播音约7.7万小时；仅有32个电视台，年播出约1600小时。2018年全国共播出公共广播节目1526.7万小时，共播出公共电视节目1925.0万小时。1979—2018年，广播和电视节目播出时间年均分别增长14.1%和26.5%，其中，2013—2018年，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2.2%和2.1%。广播、电视节目播出时间大幅增加，艺术精品纷呈，品牌优势凸显，节目形态、样式日益丰富，较好地满足了受众对节目形态多样化的需求。

      （四）新闻出版繁荣发展。新中国成立70年来，新闻出版业紧紧围绕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出版了大批优秀出版物，较好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方面、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要。2018年，图书品种51.9万种、总印数100.1亿册（张），分别为1978年的34.6倍和2.7倍，为1950年的42.7倍和37.1倍；期刊品种10139种、总印数22.9亿册，分别为1978年的10.9倍和3.0倍，为1950年的34.4倍和57.3倍；报纸品种1871种、总印数337.3亿份，分别为1978年的10.1倍和2.6倍，为1950年的4.9倍和42.2倍。电子出版业起步于1993年，到2018年全国电子出版物8403种，发行量2.6亿张。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闻出版业日趋规范化和精细化，紧紧围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经济发展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出版了一大批广受读者欢迎的优秀出版物和精品图书。

      （五）文化遗产保护成效突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保护方针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针，我国已逐步构建起了科学有效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2018年底，全国共有文物业机构数10160个，从业人员16.3万人。1998—2018年，文物业机构数年均增长5.3%，从业人员数年均增长4.6%，其中，2013—2018年的年均增速分别为8.8%和4.5%。截至2018年底，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总数已达到4296处，较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80处，增加了22.9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到53项，位居世界第二；全国共有国家级非遗项目保护单位3154家，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项目总数达40个，是目前拥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

（摘自国家统计局《文化事业繁荣兴盛　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第二部分  核心业态

      70年来，图书出版整体规模持续扩大，品种数量、总印数均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2018年，图书品种51.9万种、总印数100.1亿册（张），分别为1978年的34.6倍和2.7倍，为1950年的42.7倍和37.1倍。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年度出版的品种数量呈指数上升趋势，2011年、2012年图书出版品种数量增幅达到12%。自2012年突破30万种以后，短短5年时间就达到了50多万种，这是我国出版业进一步深化改革、激发活力的成果。正是这几年图书品种的快速增加，使我国出版规模在历经500多年后重回出版大国的位置，这是近代以来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和出版人不懈奋斗的结晶，是党的正确领导和改革开放伟大时代所创造的奇迹。

      从图书总印数来看，整体上升趋势中保持着间断性的调整。反映了图书的市场消费直接受到经济、政策、纸张供应等多种因素影响。但从单品种平均印数来看，最为显著的是60年代至“文革”期间，年度平均印数出现了明显激增，最高年份达到了110.43万册，是特定时代特定阅读需求的反映；1977年后，平均印数平稳下降，图书品种稳步上升、总印数持续增长，也反映了改革开放之后，图书从计划经济业态逐步向市场经济业态的转变，市场品种逐步多元、读者消费利益多样化、出版机构选题范围逐步拓展，可供消费的图书市场稳步扩容。近年来，数字出版高速发展、阅读载体日趋多元，纸质图书单品种销售明显下降；精品图书和一般图书市场销售分化明显，读者市场选择主体性得到充分体现。

（摘自杜大力、赵玉山、邢自兴《从大数据看新中国70年出版成就与发展历程》）

第三部分  关联服务

      编辑，作为一项理想主义者的事业,自现代出版业诞生以来，就被赋予了文化专业活动和独立社会职业的双重属性。新中国成立以来，编辑事业也伴随着中国出版业走过70年历史，尽管在发展过程中遇到过挫折，但总体上呈现出积极前进的态势。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再到新世纪，无论是出版社的编辑岗位制度，还是编辑的工作性质，抑或是编辑的职业认同，都伴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以前关于编辑的研究中，很少有关注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社编辑岗位制度变迁的，大多只是就某一特定的编辑职业制度进行论述，如编辑责任制、策划编辑制度等。

      而讨论编辑岗位，必然要涉及编辑的文化专业活动和独立社会职业属性，因此编辑工作性质和职业认同的变化是与编辑岗位制度变化紧密相关的重要内容。时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笔者对我国出版社编辑岗位诸多方面的历史演进进行梳理，并对当下编辑岗位在面向智能出版和知识服务时代的转向进行展望。

（摘自范军、刘健《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三维视野下的编辑岗位变迁》）

第四部分 传播交流

      一、认识：从对外宣传走向对外传播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对外交流更多的是采用对外宣传、非贸易输出的方式，出口重点是政治理论书刊。国家对外联络委员会1958年明确提出，国际书店对外发行要配合国家外交斗争，1962年又提出对外发行要配合国际革命运动。“文革”期间，甚至提出对外发行要促进世界革命。

改革开放后，随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至经济建设上，出版对外交流与合作工作也从对外宣传转向对外传播，更加注重于贸易的方式和途径。1949年和1950年，我国图书出口都是空白，直到1951年才有约9万册。而到2017年，我国图书出口达到1512.62万册，是1951年的168倍。

      从1997年出版物进出口有完整统计以来，到2017年，我国出版物累计出口由499万册（份）增长到1873万册（份），金额由1232万美元增加到6188万美元，21年出版物出口量和出口额分别增长了275%和402%。同时，版权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版权贸易逆差大幅度缩小。从2004年版权贸易有完整统计以来，版权输出从2004年的1362项增长到2017年的13816项，版权引入与输出比从2004年的8.6∶1缩小到1997年的1.3∶1。

     二、动力：从“让我走”走向“我要走”

      改革开放前，出版物进出口经营都实行国家掌控，委托国际书店独家经营。1964年1月，出版物进出口业务分开，分别由中国外文书店和中国国际书店负责。1973年1月，中国外文书店改组更名为中国图书进口公司。

      改革开放后，国家分别于1980车10月22日成立了经营出版物进出口的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于1987年5月3日成立了从事外国教材和教育书刊的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总公司。1981年1月1日，中国图书进口公司更名为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增加了我国出版物的出口业务；1981年12月16日，中国国际书店改名为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增加了外国出版物的进口业务。此后，国家又相继批准设立40家具有进出口经营许可证的企业。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出版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国家取消了出版物出口经营的限制，任何单位甚至民营企业均可从事出版物出口业务。但由于国家政策支持力度不大，出版单位实力有限，境外经营成本高、利润低、风险大，外向型出版人才尤其是从事海外投资和经营的人才缺乏，不少出版单位走出去的积极性不高，内在动力不足。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政策扶持力度持续加大，使出版单位获得极大的支持，激发了走出去的内生动力，走出去积极性和自觉性得到很大的提高，由过去的政府推动“让我走”转变为企业主动“我要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7年年底，我国出版企业在境外运营的各种分支机构及销售网点达到460多家。

（摘自范军《新中国出版对外交流与合作7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