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9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工作的主线。2022年7月在新疆考察时，他进一步强调“要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为相关学术研究与成果转化等工作的开展指明了方向。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根植于中国历史发展与传承之中，以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事实为依据。

高句丽，作为东北历史上的一个区域政权，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中的重要组成。系统地整理和出版有关高句丽的研究成果，不仅能够充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内涵逻辑，同时也为这一理论的深化提供了坚实的历史依据。

高句丽选题的出版策划价值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以众多考古发现为坚实基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以汉族及儒家文化为核心，通过民族交融、政治整合等方式，既保留了各民族的独特性，又促进了彼此间的相互影响与借鉴，最终形成包括多语言、多文化在内的政治认同实体。

在此过程中，边疆民族经历了复杂的“自我认同”转变。起源于汉朝疆域内的高句丽，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实现了从政治和文化认同到血缘融合的过程，最终在唐代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可或缺的一员。拥有七百余年历史的高句丽，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与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结合上述讨论，从其崛起的地域背景及文化渊源来看，高句丽实质上是中国古代边疆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它与之后朝鲜半岛上的高丽王朝在主体民族构成和历史传承方面存在显著区别。正确理解和深入研究高句丽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历程。

高句丽主题出版工作的现状

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句丽文化遗产的出版传播仍存在学术阐释不足的现状。加强高句丽主题出版工程，既是完善中华文明学术体系构建的必要举措，又是推进文化强国战略实施的重要抓手，对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根基具有双重学术价值。

截至2024年10月,图书市场可见的以高句丽为主题的图书有64种。其中可查的最早图书为1999年出版的《高句丽史话》，近期出版的图书为2024年5月出版的《高句丽传说的整理与研究》。有关高句丽各方面研究的进展情况，先后由范恩实、耿铁华、高福顺三位学者于2014、2019、2024年撰写过研究综述。结合近几年新上市图书，高句丽主题图书大体上可以分为文物考古、历史和古籍整理三类。

在64种图书中，文物考古类图书占据26种，含8种与石刻或艺术有关。文物考古类图书中，9部专著围绕着高句丽墓葬、壁画展开，其余关注城址、建筑、瓦当等各方向。

石刻史料研究又以好太王碑为主，且有一些研究是从书法艺术等角度出发。对于高句丽碑刻的整理有《集安高句丽碑》与《集安麻线高句丽碑》，只是这两部书距今已出版10年以上，对于更多的石刻史料还缺乏系统的汇编、整理与出版。即将出版的图书中，《石刻墓志与唐代东亚交流研究》结合中古时期研究的新学术趋势，利用石刻史料将高句丽的相关记录融入唐代东亚交流的研究框架中，体现了学界的新成果与新方向。但是对于考古材料，如山城城址、墓葬等物质遗存的解读整合，需编辑结合社会文化需求进行更多主动策划。

相比之下，历史类图书成果丰富许多，从历史文献、地理、民族等方向进行研究的专著达到26部，论文集4部，综述性（含学术史、提要、目录等）著作5部。

在各历史类著作中，关于高句丽中央与地方官制的研究占据较多篇幅，有利于增强对高句丽政权结构的把握。另有诸多学者从高句丽民族起源、疆域范围等角度进行考证，尝试厘清史籍记载中的疑点，对东北地方历史研究的深入做出了重要贡献。

高句丽政权官制的系统性梳理，是各历史类著作解构其政权组织形态的主要视角。另，持续深化的民族起源考辨与疆域界说研究，试图厘清既有史料记载中的认知偏差，显著推动了东北地方史研究的理论创新。

《东北古代民族朝贡制度史》以朝贡活动为切入点，重申高句丽作为中国古代边疆政权的定位，具有正本清源的价值作用。吉林大学推出的11卷本《高句丽文库》，构建了高句丽历史、文化、语言等多维研究体系，成为高句丽主题出版工作的亮点。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著作在恪守史学本位的前提下，尝试有限度的文学化创作，为历史知识的大众传播开辟了有效路径，实现了高句丽主题出版的学术性与普及性的平衡探索。

目前，国内涉及高句丽的古籍图书相对较少，比较具有典型性的是杨军于2015年出版的点校本《三国史记》。本类型图书出版数量有限，部分原因是由于高句丽相关史料的存世量较少。此外，长期以来对域外汉籍的研究关注不足，也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因素。

“域外汉籍”作为古籍工作的新领域益发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其中包含了大量与高句丽相关的珍贵史料。以此为支点策划相关选题，不仅有助于更加系统地梳理相关民族及历史的发展脉络，还能促进国际的学术交流与合作。这将进一步推动东北地区建设，成为东北亚开放合作的文化枢纽，增强区域文化软实力。

“十四五”以来，国家在政策和文化导向上发出了明确信号，要重视历史、重视传统文化。习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曾经讲过：“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6] 

近年来，国家对文化遗产保护和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相关部门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为高句丽相关图书出版提供了政策支持。如，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印发的《2025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申报指南》中指出“坚持立足中国、面向世界，聚焦国际学术热点问题，加强重要全球性议题研究阐释，深化区域国别研究出版，深化世界史研究”。高句丽作为中华民族历史和东北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和出版工作理应被纳入文化建设的大框架中来。

最近两年吉林省与辽宁省又推动开展“高句丽考古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进程综合研究”，并入选国家文物局重大考古项目“考古中国”。以及2024年，吉林大学出版社《高句丽文库》入选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的文化导向。

在学术研究方面，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和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应用，高句丽历史、文化、艺术等方面的研究更加深入，新成果不断涌现。从中国知网发表的文章数量来看，2004—2023年的20年间，论文年平均发表数量在123篇以上，其中1181篇直接以“高句丽”作为题目。目前，还有拜根兴教授的“高句丽移民编年研究”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正在进行中。

丰富的学术资源为高句丽主题图书的高质量出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相关研究的深厚积累，不仅拓宽了此类图书的选题范围，而且为出版物的品类选择提供了多样化的可能。无论是学术成果的系统整理与出版，还是面向大众的通俗读物创作，都成为相关图书出版的选择。历史和考古学者面向公众写作，也是公共史学发展的一部分。

高句丽出版工作的价值与挑战

强化高句丽主题相关图书出版工作，对于发掘民族文化、促进学术研究、深化公众认知、增强我国在东亚历史研究的话语权至关重要。

高句丽作为中国东北边疆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权历经七百余年。然而，由于该政权距今久远，且史料留存有限，在当前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专题图书中，高句丽往往处于一种半隐匿的状态。系统地梳理高句丽的民族起源、疆域发展、政治制度、经济活动、文化特色以及与周边政权的关系等方面的历史信息，有助于呈现更加完整的东北区域历史文化发展脉络，推动东北地区历史学、民俗学、人类学、考古学的研究发展。

图书与论文相比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出版高句丽主题图书，有利于对分散的论文成果进行吸收与整合，并按照不同的主题、时间线或研究方法进行分类编排。如此一来，能够构建起较为系统的高句丽研究知识体系，让读者可以围绕一个比较明确的主题，更为全面深入地了解相关成果，接触高句丽文化。对存在学术争议的问题，可以借助图书将综述与知识介绍有机结合，扩大受众面，有助于深化社会公众对高句丽历史的认识。

高句丽民族起源于中国疆域范围之内，由中国东北南下朝鲜半岛，成为地跨两国疆域的古代民族政权。出版相关图书，阐述相关历史的发展理路，传播正确研究成果，有利于纠正对高句丽历史的误解，坚守文化阵地，维护中华民族历史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为我国的政治文化相关工作提供实证依据，让出版工作发挥“文化戍边”的价值。

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会通过的《中共辽宁省委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新篇章的意见》，提出辽宁要打造“新六地”的目标定位，其中包括“高品质文体旅融合发展示范地”这一目标。高句丽专题出版工作可以发掘更多辽宁乃至东北区域内的历史与民族文化，打造“山城旅游”这一新文化名片，对东北区域的历史遗迹、文化遗存进行保护性开发，实现考古成果的创新性发展。

在当今的市场环境中，学术图书凭借其严谨性与前沿性，为专业人士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知识资源；而通俗读物则以其通俗易懂的表达以及广泛的受众面，在知识普及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学术性写作的严谨性往往会因为其严密的论述逻辑削弱文章的趣味性。并且因为学术论著更侧重于解决问题，而非进行全面介绍，无形中增加了阅读门槛。另一方面，通俗读物又可能会为了追求趣味性而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准确性，甚至一些未经专业训练的作者会展开天马行空的想象。基于此，孔子倡导的“文质彬彬”，似可以用来指导相关图书的出版工作。

对于图书编辑而言，其对相关知识的把握能力和视野的开阔程度，会直接影响选题策划的水平和质量。为了打造高质量的作品，编辑需精心挑选和设计选题，既要保证作者具备过硬的专业知识，又要灵活地运用清晰的语言和生动的例子，搭建图书的可读性与可靠性相结合的桥梁，从而准确无误地将知识传递给读者。这是相关从业者应深思熟虑的关键所在。

在当今的经济状况与市场条件下，图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面对经营压力，出版社既要提高图书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又要缩减开支，降低经营成本。如何低本高效地整合出版资源，推出精品图书，成为出版产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出版工作者在市场竞争与产业转型的双重压力下，更倾向于深耕受到广泛关注的社会文化选题，对于新兴文化和政策的关注度有待提高。当然，其中更深层次的因素，还是对冷门图书的市场信心不足。

就相关主题图书的读者群体而论，目前市场可见图书的学术专题针对性较强。由于我国学术资源分布的地域性差异，高句丽相关研究领域的工作者多集中于北方，尤以北京市与吉林省两地较为集中。作者与读者群体的地域特色均较为鲜明，这一情况虽然为本地出版单位提供了相关工作的便利，但也容易造成外地出版单位作者资源储备不足，进而限制了相关图书的出版路径。

高句丽出版工作展望与发展策略  

在高句丽主题图书相关出版领域，专业类图书出版虽然具备了一定的规模，但是在诸多方向上依然存在出版空间。

近年来许多学者进行了相当规模的高句丽山城专题研究，但是成果多以论文形式发表，目前图书市场中没有以山城为主要对象的专门著作。此类著作，可以在既往研究成果基础上，系统整理山城的相关考古、文献资料，运用二重证据法对于文献中出现的“历史名城”，如国内城、白岩城、安市城等，进行更加精准的考证，为地方文化旅游产业开发提供文化支持。

目前虽有王绵厚先生关于高句丽的民族起源、疆域变化等方面的研究专著待出版，但从历史地理出发，系统整理和探究高句丽民族源流、疆域变化，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视角，将“中国”含义的复杂性进行分层阐释和归纳的优秀社会科学著作有所欠缺。对有关领域选题进行策划组稿，特别是将高句丽民族起源，以及其在立国过程中“先西进后南下”的历史趋势进行详细阐释，有利于唤起东北区域史地研究的新增长点，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进一步强化高句丽是中国历史上东北地区的民族政权这一基本性质。

目前，市场可见的高句丽有关通俗读物只有一种，满足不了读者的阅读需求。作为汉唐时期在东北具备相当影响力的区域民族政权，高句丽的许多活动关联着中、日、朝鲜半岛国家在历史上的多重互动关系。将高句丽历史纳入东北亚历史发展的整体范畴内，将“中国”“边疆”“少数民族”三个概念作为高句丽通俗读物的写作立足点，分时段、分地域地讲好高句丽故事，也就是讲好中国故事，可以更好地书写中国东北边疆历史，增加国内民众对高句丽历史的了解和重视。

学者具备深厚的学术造诣与专业知识，其大量的研究成果乃是出版产业的宝贵财富。然而，由于成果的流传范围较小，转化为公众认知的周期通常十分漫长。图书编辑若紧密关注学术动态，抑或邀请学者参与图书选题策划，便能充分发挥专业优势，缩短这一转化周期。同时，学者亦是潜在的图书作者，加强编辑与学者群体之间的沟通，可增进双方的了解，促使学术成果更好地适应图书市场，产生社会效应。

在科技迅猛发展的当今时代，运用现代技术来丰富出版形式已然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数字出版、有声读物等崭新形式正日益凸显其重要性。数字出版冲破了传统纸质图书在时空方面的限制，使读者能够随时随地获取知识。有声读物则为忙碌的人们提供了一种极为便捷的阅读途径，让他们可以利用碎片化时间尽情享受书籍内容。出版机构理应积极拥抱现代技术，持续创新出版形式。如此一来，既能够满足读者的多样化需求，又能够通过图片、影像资料等方式留存相关遗存，从而为后续的研究者提供更为详实的资料。

强化高句丽主题图书的宣传推广，有利于提升高句丽的公众知名度，进而增强文化自信。在宣传工作方面，可以借助网络平台，构建多平台、多形式的信息宣传矩阵，以扩大图书的曝光度。同时，可适时举办线下读书活动等，增加与读者的互动。此外，还能够借助旅游热点、影视热点等具有时效性的热点新闻，参与相关文化活动、研学教育等，通过多渠道、多形式进行高句丽文化宣传，从而扩大相关图书的潜在市场客户群体。

结    论

高句丽作为中国历史上的边疆政权以及少数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东北区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高句丽主题出版工作在繁荣地域文化、踧踖国际学术交流以及守护意识形态阵地等诸多领域肩负着重大使命。通过持续改进并完善出版工作，能够更为出色地展现高句丽的历史文化魅力，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给予有力支持，同时也为未来相关主题的出版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以及思考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