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编辑工作能让你不断地学习。自己不懂的事作者可以不写，可是编辑若是碰上不明白的地方，不能躲过去。”
这就告诉我们个深刻的道理，即想胜任编辑工作，唯有减少自己的知识盲点，尽量多明白些，这就需要多学习。然而从编辑的现实处境看，不要说进课堂参加系统的学习，就是日常想找出整段的看书时间都只能是奢望。那怎么办呢？
笔者的看法就是如本文的标题所言，通过书稿学习！留心从书稿中学点什么，从微观角度看就是“不断地学习”的一种举措，为了减少“不明白的地方”；从宏观层面看则是“为知识而求知识”（胡适），而书稿恰有传授知识的固有功能。举个小例子：对于常用的“权利”和“权力”的区分，笔者感觉总是解释不透，还是书稿帮我理解到位了：
“权力由权利转化而来（通过选举），权力从属于权利。权利是目的，权力是保障和实现权利的手段，权力必须服从于权利。”
事儿虽没什么了不起的，但却可以反映出个基本事实——书稿中知识点众，如果我们能注意有所汲取，长此以往效果也就趋近于博览群书，知道的自然也就多了。如果不是这样，等于主动放弃了充实知识的机会，岂不可惜？
那在编校时查错和学习这两种心思不是要“打架”进而会影响编校质量吗？相信这是不少编辑同仁担心的事情。其实就个人来讲，查错和学习都是一种才能，契诃夫就曾说过，“我们只需要加法，各种才能之间是不会打架的”，这倒挺适合用来宽慰的。当然，真正做起来是要有具体措施加以保障的，不能仅凭说说而已。对我们来讲，只要把学习与查错的关系处理好，就完全可以使这两种心思既并行不悖，又相得益彰。
在留心从书稿中学习知识这件事上，自己的感性认识是如上所说，那么从理性上分析是否说得过去呢？这恐怕得看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情况了，下面不妨做一简要探讨。
书稿是传授知识的载体，就地取材地学习适应编校工作的特点，“作为一名编辑，如果说他有什么得天独厚的地方，那就是他能比较方便地接触到书、报、刊。即便审读书稿，那也是在读未成书之前的书”（杨牧之） 。而读书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能有知识上的收获！让自己进一步深受启发的是，袁钟教授曾说过“医生应该学会和人打交道，我们不能只会和疾病打交道”，相同的道理，我们应“做与文化相适应的编辑”，不能只会和差错打交道，也必须学会和稿件中的知识打交道！
再理论一些，有教育家杜威所说的“在做事里面求学问”，而学者贝尔的话语“在工作中学习，在操作中学习，是提高自主能力的决定性因素”则更加切题。编校人员对书稿中有用知识留心吸收和积累的举动，恰恰是一种具体体现，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概括起来就是“一面工作，一面学习”。
此想法能否行得通，还得看能否释除影响编校质量的疑问了。笔者认为可以做到不影响编校质量是缘于以下几点。
（1）学习与查错是两种心思，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应该是互斥的，但互斥不等于对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中就有明确定义：“互斥事件不一定是对立的”，这可是科学的结论。在编校时二者虽然是对矛盾，可“在一定的必要的条件之下”，二者是“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毛泽东），笔者认为这个“条件”就是必须有学的意愿。如果不符合“条件”，还是一心一意地编校为好。
（2）毋庸讳言，查错时还要留心学习知识必定要一心二用，而这在很多人看来是绝不可取的，必定会顾此失彼，其实这涉及了注意力的运用问题。心理学理论认为，在同一个过程中，人们在把自己的注意力指向某一具体事物上的同时，还能根据需要指向其他事物且不会顾此失彼，而在编校时我们完全可以有意而为之，其中的“为”指查错和留心这两种行为，道理相同的三国时期的阚泽年轻时在代人抄书时不忘学习书中有用知识的做法就是个明证。
那种“一心不可二用”之说无非就是担心只顾留意学习内容了，会对差错视而不见而影响到编校质量。从深层次理解，就是对能否合理地分配好对学习和查错的注意力的担忧。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好在心理学理论中就有注意的合理分配与合理转移之说。如果我们能像阚泽那样把注意力分配好了，这种担忧不就没有必要了吗？
（3）“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马克思）。在现实生活中，不要说“一心二用”，就是“一心几用”的事例都可以说比比皆是，比如在上课时，学生既要认真听讲，又要记笔记，还要留心哪些地方没听懂，留待课下请教老师；……说绝对点儿，我们编校时对书稿内容也有所留心还没有学生听课的情形复杂，无非就是多留意下有没有对自己有用的东西而已。而有了有用的东西就停下看稿做下处理，只是把注意力做了暂时的转移而不再继续看稿，何谈干扰辨错呢？
本人始终在这样做，不但没有影响工作质量，相反对其还有所促进的事实说明通过书稿学习的方式算得上经过了实践的检验。
一件事情的必要性往往体现在值得去做上，编校时也想着从书稿中学习知识，还会衍生出自主学习的功能，这恐怕是最大的必要性了，自己的工作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通过书稿学习可以使很抽象的“学习”变成实实在在的具体行为，并以此培养探究精神。比如看到书稿中“据《山海经》载称，唐太宗李世民生病时，梦里常听到鬼哭神嚎之声……”的内容时，因本人对《山海经》的知识不掌握，便查了相关资料，得知它是先秦时期的一部富于神话传说的地理书。唐太宗时代为公元627—650年间，而《山海经》则出现于公元前，要早于后者八百多年，这样说来书稿所说的就应该是“宋人写书，唐人出版”的谬误了，因为《山海经》再神奇也不可能算出八百多年后的事情，更何况细节了。在本人的工作中，类似的实例很多，说明有所留心就会有所收获。通过对书稿中未知信息的探究，不但学到了知识，还连带发现了差错，无形中就提高了辨错能力，收到了相得益彰的效果。
（2）在编校时有所留心，还可以使“编校学相长”，个人印象最深的当属书稿曾指正了自己的误断。有一次自己认定句子“牛津大学的第一任校长罗伯特·格罗赛特（1175—1253）提倡把自然科学建立在数学基础之上”是错误的，因为牛津大学是1168年建校的，依常理推算，学校在建校后的约30年间一直没有校长，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后来又看了一部书稿，“……例如12世纪的波隆那大学、巴黎大学、牛津大学等，就是典型意义上的没有校长的大学，因为大学的权力是由教授掌管的”的表述让我感到新奇，也立刻意识到那一次的判断是错误的，只因知识有欠缺。现在把欠缺的知识补上了，则完全得益于后面的书稿。如果这时只是读过去了而没有自主学习的因素在里面，岂不是失去了一次被指正的机会！
对书稿有所留心的做法可行，可怎样做效果才好呢？这需要编校个体根据实际情况定夺，因此这完全是个实践和体悟的问题，不可能有“标准答案”。笔者的体会是要做到“勤”和“谨”——“勤”的做法莫过于设立记录卡片或专门文档， 随时把书稿中对自己有帮助的内容记录下来；“谨”就是要把它当回事，认真去做，绝不敷衍。坚持做到“勤”和“谨”了，定会助力于自己的编校工作。可以说，做与不做，有心与无心，对知识掌握的数量以及个人工作和学习能力的提高，结果会是大不一样的。
还有一点有必要再提及，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在编校时查错和学习这两种心思会不会“打架”，这也是很现实的问题。应该说，不是我们想不“打架”就不“打架”了，恐怕得经过自我训练才能收到预期效果。这就如同要想用两手同时写好不同的字，必须经过刻苦训练一样。笔者的体会就是一要有学的愿望，二是持之以恒地尝试、摸索，以期形成习惯。
留心从书稿中学习知识，是个人基于书稿是一种重要知识“源”的客观现实而发出的感慨。需要强调的是，心无旁骛、一心一意地编校无可指责，“我们不能片面地强调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毛泽东）。本人提出通过书稿学习知识，只不过是想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另有所收获，绝无要忘掉查错“主业”之意，这用农业上的术语“间作套种”也许可以形容下吧！
还想说的是，通过书稿学习的方法既可以促进学习潜能的发挥，又能为提高辨识差错能力积攒资本，我们何不用心一试呢？只是要把握住，同做任何事情不可偏废的道理一样，在对书稿中知识点有所留心时，不要忘了自己查错的主业，这就要求我们要合理地分配好自己的注意力。否则必定会得不偿失，那样的话也就有违写就本文的初衷了。
笔者始终对电影《地道战》中赵区长说的“我们就是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印象深刻，由此悟出编辑看稿也是这道理呢！——每看完一部书稿，在查出差错的同时，在知识方面也实该有所收获。再借用郝铭鉴先生说过的话高度概括下吧！——“给我一部稿子，这部稿子就是我的教材，我就要从中认认真真地学到一点东西，这关键是自己有没有一种积极的学习态度。”而时刻留心从书稿中学点什么不就是“一种积极的学习态度”吗，自然也就是叶至善先生所言的“不断地学习”之举了。
作者 | 米戎
编辑 | 夏国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