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两个月的时间，仅整理了龙榆生先生十几篇著作，顺便对《龙榆生全集》对应文章作了些校对，对“校对之难”就深有体会。在龙先生所处的年代，没有互联网和电子信息处理手段，开展校对工作就倍加困难了。

《校对之难》提到的“校对”实有两种工作：一是古籍校勘，二是出版物校对。两者亦有差异。古籍校勘，因作者或编者早已作古，校对者只能在各种古本之间对勘，或者找二手文献来校对，像考古学家那样钩稽一大堆文字中的蛛丝马迹，力求去伪存正。出版物校对，还有与作者沟通探讨的可能，但也有像龙榆生先生那样作者早已辞世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地方觉得想探讨一下，也只能采用类似古籍校勘的方法了。

第一步，是枯燥无味的，要求校对者不仅要细心，还得很有耐性，而且投入产出比又不高，因此“太聪明的人是不能做的”；第二步，则对校对者的知识储备和信息检索手段有较高的要求，要对文中的知识、事实、逻辑了然于胸，又对不合之处高度敏感，因此“太笨也要不得”。

读稿识文

几十年前，校对文章需与手稿相比对，原稿稍微潦草一点，校对者就不太好受了。各位试一试不参考电子版、影印稿或已出版的纸书，能否将下面手稿中的文字认全吧。

有手稿来参与旧书校对的好处，是可以针对杂志影印本所缺的字来参校。例如《古今》杂志影印本的《乐坛怀旧录》中有一个字无法辨认，我手头上两份《古今》杂志的影印本均缺字，可能是印刷时字模有损所致，如下图所示。

幸好我在手稿上找到缺字，原来是众里寻“她”千百度。

付印稿一般都会写得较端正，如果出版书籍涉及文人之间的书信，那就直接“上难度”了。

同辈文人间的信札，豪迈洒脱形于纸上。若非双方常“见字如面”，熟谙对方笔法，在外人看来，就好像发信方“手动加密”了似的。各位请猜猜，下图是哪位先生写给哪位先生的墨宝，所书为何事。

张晖当年编《龙榆生先生年谱》，引用的书信数量极多，光是认读手迹的难度，看看上图就可想而知了。

判断对错

由于条件限制，能以作者的手稿来进行第一手校对的是少数，大部分情况下只好对着杂志来做“二手”校对。根据我之前校对杂志文章的经验，民国时期的杂志，校对并不是很完善。是我们不能对活在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时代的前人要求太高吧。

有些“鲁鱼”是相对容易发现的。譬如《论词谱》中有如下片段：

上文的“西城焚书”，在加专名号的时候就要考究了。这“西城”到底是何城？查《汉语大词典》等典籍可知，“西城”可能是古代城池。那后面的“焚书”又是何意？

中国历史上，除秦朝有焚书坑儒之事，其他朝代（如清代）虽也有压迫文人的历史，但和“西城”一起“焚书”就没有相应典故，况且，书都“焚”了，还看个啥呢？这四个字看得人疑窦丛生。由于这段文字原出自《四库全书总目·钦定词谱提要》，那么我们找到《钦定词谱提要》，就可以解开谜团了。

找到《钦定词谱提要》一查，原来这四字是“西域 梵书”，是说姜夔《白石道人歌曲》中的旁注像印度古文那样难懂，所以就“无人能通其说”了。植字者可能没看懂手稿，就按自己的理解，找了形状相近的汉字排版了。

例如，下图《乐坛怀旧录》中哭易孺的这首诗，杂志（左）和手稿（右）的文字都是一样的。诗是两句两句的五言古体，但“祝我长康健，颇闻病榻言，稍悔生事拙”却是三句，颇为突兀，与前后各处都不同。这时候，就得查作者是否在其他地方刊载过这首诗。龙榆生先生有《忍寒庐吟稿》，里面也有这首诗，就从那边找到“雅咏声顿歇”一句补进去。

旧体诗词可以借助结构逻辑（句式、平仄、对仗等）来校对，这是校对词学文献必备的知识。

年份也常有可校之处。例如，左图第二行末“卒于民国三十年辛己十一月初九日”，“辛己”处为干支纪年法，但“辛”和“己”都是天干，明显是错的。查历书可知，民国三十年（1941）干支是“辛巳”。

古代体制知识也是需要掌握的。例如，下面是《最近二十五年之词坛概况》中的片段，请看看哪里有问题。

文从字顺，乍看好像没什么不妥。再仔细看看“近代王给练鹏运”。古人有时会在称呼对方时把对方的姓和名拆开来，在中间放官职，“吴侍郎重熹”也是这种表达方式。王鹏运是清代词坛大家，“给练”这个官职前所未闻，颇为可疑。查资料可知，王鹏运历官内阁侍读、监察御史、礼科给事中，也就是最后做到“给事中”这个职位。查《中国历代职官词典》可知，给事中“清六科属于都察院，各有掌印给事中、给事中，均满汉各一人，尊称‘给谏’，又称‘给事’，虽为言官，权限甚轻，非明给事中可比”。到此，可以推测“給練”就是“給諫”之“鲁鱼”。

还有一处在上图左下角“街录”。这地方错得匪夷所思，应该是“叙录”才对。怎么错到大“街”上去了呢？

善本难求

在校对古籍文献或引用古籍的文献时，必要条件就是可有参照使用的“善本”。例如下文《〈词林逸响〉述要》也属需借古籍校勘的一例。

从图中可知，引用的文字来自《词林逸响》卷首。龙榆生先生写到，他所得的版本是“影钞”——就是点画、行款悉依原式的摹写版，非原版，可是“其书为世所罕见”，有总比没有好，于是他就买下了。杂志影印版中可以明显看到，“壮士□而徘徊”在刊发时就无可奈何地缺了一字，这就是“影钞”版该背的锅。借助《龙榆生全集》现有校对成果可知，所缺为“听”字。

如果不是第一处缺了一个字被吸引了注意力，那么第二处错误就不是那么容易被发现了。第二处在“即或不比于《风》、《骚》，而诗律词阕之变，能尽收于此”。乍看也没什么问题，《全集》也照录如上，但我们细读该句，就觉得有点别扭，“能尽收于此”的“能”字似是多余——写“尽收于此”就够了啦，为什么要加个“能”字呢？我所在的小镇并无大型图书馆可供检索古籍，幸好在网上找到了一个扫描版（出处未详），可勉强用来校勘。

查以上古籍扫描本可见，原来“能尽收于此”这五个字的确有问题。“能”应为“態”，还需要重新断句，“态”字应和上一句末的“变”字组成“变态”一词。“变态”不是现代人“生理或心理不正常”的意思，而是指“变化的不同情态”。将“诗律词阕之变，能尽收于此”订正为“诗律词阕之变态，尽收于此”，这样就对了。

即使能取得古籍，古籍是否是“善本”又是个问题。从前并没有今天“免费下载”“在线浏览”之类的方便法门，每一套书都是要花真金白银买的。龙榆生《朱彊村先生永诀记》提到，彊村先生“前后搜集唐 宋 金 元人词别集一百六十八家，总集五种，历二十寒暑，费近万金，以成《彊村丛书》，为词学上空前未有之盛业。海内外学者，莫不奉为鸿宝。书成，先生意犹以为未足，偶闻有善本，必多方借校。远如巴黎、东京诸图书馆所庋藏，亦必转展托人求之，务期达于至善而后已。故其书重印一次，必有增改。其尽瘁学术，数十年如一日……”所谓“费近万金”，具体是多少钱，不好说，但花了大价钱是显而易见的。

“善本”是进行古籍研究的基础。花大价钱买回来之后，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量”的问题；需要将不同版本的版本筛查对勘，才知道哪本是“善本”，这才能解决“质”的问题。龙榆生先生在文中提到，他校对《彊村丛书》十二本，“比较认为满意”，可是《彊村丛书》里面还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或与彊村先生所得的古籍来源有限也有比较大的关系。毕竟，靠个人的力量，能做到的事情也是有限的。

是“冯延己”还是“冯延巳”？

谈到上面的“善本”和《彊村丛书》，令我想起在《彊村丛书·尊前集》和《唐宋名家词选》里的“冯延己”。有一些网友曾在龙榆生先生纪念网站留言询问，为什么《词选》错得这么离谱，不是“冯延巳”吗？

《唐宋名家词选》提到参考了陆游《南唐书》和陈世修《阳春集序》，我们就找来看看。《南唐书》有两部，一部由马令编著，另一部由陆游编著，都找来看看吧。

看文渊阁的马氏《南唐书》，像是“延己”，而看汲古阁的版本，我直接投降。

后来，夏承焘在《冯正中年谱》开头考证认为：“冯延巳，字正中，一名延嗣。焦竑《笔乘》，释氏六时：‘可中时，巳也。正中时，午也。’字正中，则为辰巳之巳。巳、嗣亦同音。明 天启刻本曾慥《类苑》卷十五引《侯鲭录》、卷二十引《南唐近事》，冯延巳皆作‘巳’，不作‘己’，乃予说一证。”

上述说法有三个要点：

这三个要点中，我认为第二个比较可取，而第一个和第三个可以探讨一下。

第一个“延巳为正中”：巳为十二地支第六位。巳时（9点到11点）是“可中”（日月即将升到中天）时，午时（11点到13点）才是太阳在天空正中的时刻，因此“巳”并不是严格的“正中”，但延后至午就是了。此外，“己”刚好又属十天干，排第六位，也处于中间的位置，说“己”在正中也勉强能说得过去吧。

第三个是古籍刻本问题。这个话题是可以拿出来写论文的。在这里将我收集到的有限材料摆出来，抛砖引玉，请诸位不吝斧正。

相关的刻本，包含史书、词集、野史、传记等。

史书可参考各个版本的《南唐书》。

词集则有《阳春集》《香奁集》《花间集》等。

《类说》属于杂书。据说有一个南宋时期的残本，但我无法找到。

从我能找到的材料来看，古代的刻工似乎并不太留意“己”、“已”和“巳”这三个字的区别。上面汲古阁本陆游《南唐书》就是这样（“已死”“辛巳”“己出”）。还有下面《钦定四库全书》本的《类说》，如下所示。

从上面这一页来看，的确是“冯延巳”。可是，我们不能只看这一页，往后多翻几页，就会感到沮丧，“己”和“已”和“巳”长得都一个样。

从汲古阁藏本（所藏多宋、元刻本）的《南唐书》和《钦定四库全书》本的《类说》来看，它们都无助于解决“巳”还是“己”的问题。目前，我无法找到夏承焘先生所引的天启刻本，来验证该刻本里的“己”“已”是否和“巳”明显不同。如果该刻本中，“己”“已”和“巳”也长一幅模样，那这个证据就是无力的。

另外，顺便看看光绪年间刻印的《阳春集》，这部刻本属于“翻版”，从古籍校勘的角度来看，是相对不太有力的证据。反正也找出来了，而且《唐宋名家词选》在词人小传中也将它作为参考，就附带看看吧。

词人冯煦在该版的序言里说，“往与成子漱泉有《唐 五代词选》之刻，尝以未见吾家正中翁《阳春集》足本为憾。后二年，来京师，遇王子幼霞出彭文勤家所藏汲古旧钞，借而读之，得未曾有。幼霞遂以是编，授之劂氏，而属煦引其端词 …… ”从序言可知，他所翻刻的版本也是汲古阁的钞本。

当我读到陈世修的序时，发现刻工又模棱两可了，而翻到正文第一页，则很明显看到是“冯延己”。

总结一下，要在古籍层面解决“冯延己”的问题，要尽量找到最古的、不受政治环境影响的、以认真的态度来制作的刻本，且该版本的刻工能明确区分“己”、“已”和“巳”这三个字，这样才算是相对可靠的证据。目前我个人比较认可的是夏承焘先生第二种说法，“延嗣”和“延巳”同音，第一种也有理，故冯氏应名“延巳”。

古籍的抄本繁多，又要经过历代统治阶级各种“增删查改”方得存活，故善本难得。虽然今天有不少古籍已电子化，检索相对方便，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如何弄到这么多版本的古籍，仍是技术活。由于目前我手头上并无那么多古籍可参考，能得到的版本就算是矮个挑高个充当“善本”了。如此操作确有风险，所以对于龙榆生先生文章中所引古籍的深入校对工作，就只能有待具备条件的专家们来处理了。

常识与逻辑

对近现代出版物，引用的古文可借古籍稽考，而其他就要用别的办法来校对了。例如《龙榆生先生年谱》有“（一九四〇年）二月末，萧友梅卒于上海，年五十七。（《乐坛怀旧录》）”，这里有什么问题呢？看起来挺正常的吗，很容易就被放过了。如果我们去查查《乐坛怀旧录》或对萧先生有所了解，就会发现其中的问题。

上图有“殁于一九四〇年二月卅一日”，众所周知，二月是没有三十一日的。查手稿，也是如此（此不赘刊，可参见《乐坛怀旧录续》）。上网查各种资料汇总可知，萧友梅先生辞世是在1940年12月31日，所以《乐坛怀旧录》文中应补上个“十”字，而《龙榆生先生年谱》在编写的过程中要处理的资料浩如烟海，百密一疏，也是难怪。

“二月卅一日”的错误还算是比较明显的，要是误作“二月一日”“十二月一日”，那就不是那么好校对出来了。校对工作要达到“六西格玛”程度的准确率，还要去复查萧先生生平事迹，包含前面的“五年”“九年”“十六年十一月”“十三年零两个月”等等，还有“莱比锡”“柏林大学”“星氏音乐院”“大学院院长蔡孑民”等人事物，都要去复查是否与事实相符。为了校对一百字的内容，去阅读超过万字的资料，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有人可能会说：“啊，这还得了啊？这工作还是人干的吗？你这校书的是想当‘扫地僧’，比原作者更牛啊？”所以，校对工作要精细起来，真是个无底洞。因此虽道是“慢工出细活”，校对这一“细活”是要付出代价的，而经济压力就在这里，更高昂的代价则是时间，所以校书的工作真是很不好做。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比较发达了，不知道是否可能借助其力量来帮助我们提高校对的效率呢？

总    结

总结一下校对的内容：

如此校完一轮，结果发现自己储备的“奇怪知识”又增加了。

校对本身就是一项细致又耗精神的苦活，干得好也“无煌煌之名”，而且它需消耗的金钱和时间远超想象。到今天，许多旧籍已电子化，除了免费的中国国家图书馆、书格、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等网站有旧籍可供在线参考之外，还有付费订阅才能访问的旧籍资源（例如《词学季刊》就无法在上述免费资源找到）可考虑采购，而对于尚未电子化的旧籍，就只能去档案馆或图书馆查阅了。条件总比从前改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