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汉字单音节方块字的特殊性，使得形式上“直排”或“横排”都无不可。“直排”、“横排”的争论主要始于西学东渐，孰优孰劣亦莫衷一是。即在今日，也存在着古籍阅读“直排”优于“横排”的看法。

       回到民国那个特定历史时期，赞成“横排”一方如朱我农先生认为，“横排”一“可免墨水污袖”，二“可以安放句读符号”，钱玄同则提出“直排”对于中西文混排的不便。反对“横排”者如胡适则认为如无必要，“直排”亦无不可，且改革起来煞费周章。

       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周博主要研究领域为20世纪的艺术、设计和视觉文化，在《中国现代文字设计图史》一书中，他清晰梳理出汉字字体设计在近现代中国的演变路径与设计精神之传承，并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详细分析了直排变横排的过程，及其深层的文化影响。

       晚清以来“西学东渐”，不但内容求新，媒介形式也求新，这自然对中国的传统版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中国文字排版的传统是由上至下、由右至左的直排，从殷墟甲骨到秦汉的简牍、帛书，乃至后代的纸制线装书、卷等，这种形式都是历代相承、沿袭不变的，即使是在19世纪末已经打开国门的中国，书刊的排版依然能如此。但是，各种“西学”的引进，使得这种传统的排版形式日渐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这种差异，表面上看是一种阅读习惯的差异，但更深层面上却表现出一种文化矛盾。

《注释校正华英四书》，石印本，上海：商务印书馆，约1912年。图片来源：作者自藏。

       中国最早的横排书籍，是清末学者卢戆章在光绪十八年（1892）个人出资交由厦门五崎顶倍文斋刊印的《一目了然初阶》，其中选编的五十五篇汉字和拼音字对照读物都是横刻的，这是中国第一本横排书籍，是中国人编著的第一本拼音著作，也是中国提倡汉字改革、提出拼音化的主张、研制拼音方案、出版拼音读物的开端。

       中国最早的横排期刊是中国留学生于1915年在美国康奈尔创办的《科学》杂志。因为该刊是在海外创办，没有传统束缚，且内容全属自然科学，所以该刊自创办起就采用横排和新式标点。1919年1月创刊的《北京大学日刊》遵循的也是西式排版的原则，在其创刊号中还刊登了一则《蔡元培启示》，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的知识分子在文字排版改革上所存在的矛盾：

       月刊形式已由研究所主任会议公决，全用横行，并加句读、问、命登记号。但诸先生中，亦有以吾国旧体文字形式一改兴趣全失为言者，鄙人亦以为然。唯一册之中，半用横行，自左而右，半用直行，自右而左，则大不便于读者。今与诸先生约，凡科学性质之文，皆用横行，送各研究所编入普通月刊；其文学性质之文，有不能不用直行式者，请送至校长室，由鄙人编辑为临时增刊。

       蔡元培所言的这种不便并非虚言，在之前创刊的《新青年》杂志中就有所表现，比如《新青年》1917年第三卷第2期，翻译英文的诗句，中西文字混排，英文要横排，中文要竖排，编排和阅读都十分不便。而先读右页再读左页的传统，又要使期刊中的英文迁就中文的阅读习惯。显然，横排改革反映的是一种中国固有文化和西学在传播形式、媒介载体上的矛盾。

闻一多《红烛》（影印本，上海：泰东图书局，1923年初版）的内页版式，其中英文混排使阅读有不适之感，却也留下了那个时代的美感。

       这对矛盾延续了很久，直到1930 年代，我们仍能在有些科技类期刊上发现这样的问题。比如1935年北平大学农学院开始编辑的《农学》杂志，其第一卷还是从右到左、从上到下的中文传统排版方式，但到了第二卷即变成从左到右的现代版式。《农学》杂志虽没有明言其中的原因，但前述诸问题肯定是编辑者思考的主要原因。

《农学》第一卷第一期与第二卷第一期，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农学月刊社编行，1935年10月、1936年4月。图片来源：许平收藏。

       当然，民国时期的刊物，有关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杂志，直行竖排的形式仍然很多。应该说，其中既有传统和习惯的因素，也有文化保守主义和寻求文化认同的考虑，这种情形在今天的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仍旧有所保留。

       1949年之后，汉字左起横排、横写的问题受到更广泛的关注和重视。郭沫若、胡愈之、叶圣陶等人都曾发表文章，提倡汉字横排、横写。1955年元旦，《光明日报》发行了全国第一份左起横排的报纸。

1955年元旦的《光明日报》，这是中国第一份左起横排的重要报纸。资料来源：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藏。

       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明确提出：“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有关部门进一步推广报纸、图书、杂志的横排。建议国家机关、部队、学校、人民团体推广公文的横排、横写。”1956年元旦，《人民日报》改为横排，作为最重要的党报喉舌，其示范效应所及，全国越来越多的图书、杂志、报刊也改为横排。

        “直排改横排”不仅改变了千百年来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对书籍报刊的排版以及印刷字体的设计也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首先，就是“书势”的问题。汉字是“方块字”，显然，“方形”是汉字形体的基本外轮廓，今天在字库设计的“字面”也是方形的。但是，从汉字字体的演变来看，其方形的取势却并不总是一个正方形的概念，而是有“ 纵势”和“ 横势”之分。

       甲骨文时代的汉字，纵横错杂；到了大篆和小篆，其字体的取势以纵势的长方形为多；隶书出现之后，秦隶因直接脱胎于小篆，仍旧呈纵势的格局；当隶书演变到东汉，纵势的长方格局就基本上被横势的长方格局所取代了。

       严格意义上的“方块字”，或者说更接近于正方形的方块字，是在唐楷的时代才正式形成的。但即便如此，唐初欧阳询、虞世南的楷字，整体上还是取纵势；后来的颜真卿、柳公权的楷书才更接近于正方形。由于北宋以降，以欧体为蓝本的刻书被中国历代读书人奉为至美的典范，所以，以欧体为蓝本的许多宋刻本字体偏于纵势的长方形，这对后来一些追求字体精美的刻本影响很大。

        到了雕版印刷的时代，主要的印刷字体宋体字也可以分为长、方、扁三类。这既与前文中我们所谈到的汉字的书势传统有关，也与具体的功能性要求有关。比如扁体的宋体字，有利于单位的印版容纳更多的汉字信息，在官府的榜文、商家的灯笼、祭祀牌位上也常用。申报馆所开发的“美查字”就是一种扁宋体字，按照传统上对于字体的美感判断，中国士大夫文人是不会下功夫去开发这种扁宋字体的，而英国人美查不惜工本地开发这套扁方的宋字体，很有可能看中的是它在容纳大量文字信息方面的优势。

1901年广学会翻译的《地球一百名人传》，图书集成局用“美查字”印刷而成。广学会是1887年由英、

美基督教新教传教教士和外交人员、商人等在上海创立的出版机构。图片来源：作者自藏。

       但是，在书籍报刊的排版由直排改横排之后，若细长的长体字密密麻麻地一字排开，读起来肯定不舒服。因为这种长体字原本就是适合竖排的一种选择和设计，而横排的文字，字与字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纵向连接。显然，在横排时代，字体设计师和厂商所生产的新字体必须得适应这种由直排到横排的变化。

       在直排时代，文字设计的“重心”原本没有那么重要，因为“重心”无论是在物理还是在视觉的层面上，都是往下的。在直排中，只要能够统一一行文字的“中心”，就能够统一“重心”。但是在横排时代，统一了汉字的“中心”，未必能够统一它们的“ 重心”。这便是横排给现代汉字的字体设计所带来的挑战。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看几款报宋的设计就可以窥知一二——总的趋势是由“中宫收紧”逐渐改为“中宫放开”，字形也由正方、长方向扁方过渡。民国时期大量出现的适应直排要求、更加峭拔美观的长体字，在横排中逐渐失去了它的优势。

       20世纪的汉字字体设计继承了中国的书势传统，许多字体都有长、扁两种类型，因应不同的需要，如牟紫东设计的长牟、扁牟。20世纪上半期，由于传统版式特点的竖排版书籍比较多，长体被认为比较美观，许多铸字所都刻制了长体活字，如聚珍仿宋的长体、汉文正楷的长楷等。

       但是，在横排取代竖排之后，印刷字体的设计从阅读效率和功能性的角度出发，越来越偏重于扁方形的字体，如谢培元设计的报宋、朱志伟设计的博雅宋，这些字体的书势就是扁的，被认为适应于中文的横排，方便阅读。有时，为了功能会牺牲一些美观；有时，为了美观则不惜工本，视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