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应该具备的职业素养和能力有很多项，但在这些素养和能力中，我认为职业敏感无疑是最重要的素养。如果一个编辑没有职业敏感，就如同一个人处在危险之中而不自知！郝铭鉴老师的这篇《编辑的职业敏感》虽写于多年前，但直至今天，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值得广大青年编辑学习。
——张胜强 华樾教育研究院 质检主任
编辑的职业敏感
所谓职业敏感，是指在长期的职业实践中产生的某种特殊的感知和判断能力。心理投射的实验证明：具有不同生活经验、从事不同职业的人，他们在社会知觉方面，是有明显差异的。
新闻学者曼切尔说过：记者“可以嗅到一英里以外的某些东西”。这种嗅觉是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敏感。苏联作家高尔基说过：“职业使我必须去注意一些细微末节，这种‘必须’已经成为习惯。”据说，列夫·托尔斯泰描写过八十五种眼神和九十七种笑态，达·芬奇发现“随着喊叫的原因不同，眉毛和口形就有着不同的变化”。
正是作家艺术家的职业敏感，使他们能对表情上的这些“细微末节”，表现出精细的观察能力。福尔摩斯仅凭别人拣来的一顶黑毡帽，便能断定它的主人叫亨利·贝克，此人过去很富有，现在已走下坡路，妻子也不爱他，而且知道这位素无一面的“贝克先生”中等身材，花白头发，刚理过发，还搽过柠檬霜，甚至说得出他家没装煤气灯。这一切后来被一一证实。可见，福尔摩斯具有很强的侦探的职业敏感。
一般的职业敏感，往往是单向的、平面的，有比较明确的感知阈，有相对固定的刺激源；编辑的职业敏感与之不同，它是多维的、立体的。编辑虽然主要是和书稿打交道，却要广泛接受来自书稿以外的信息，“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无论是读书看报，访亲会友，或者是参观游览，乘车走路，作为一个编辑，要随时窥察社会的读书趋势，捕捉选题和组稿线索，发现富有潜力的作者……即使是和书稿打交道，编辑也不同于排字工人只注意字形字体，不同于校对人员只注意错字漏字，而必须从主题到情节，从观点到材料，从结构到段落，从文字到标点，作一种“全息”审视。总之，编辑要把自己的职业触角伸向各个方面。
职业敏感有强弱之分。高明的品酒师只要呷一口，便能评出酒的等级，老练的巡道工只要在钢轨上敲一下，便能断定是哪一颗螺丝松动，优秀的指挥只要侧耳一听，便能辨出在上百人的乐队中是哪一把小提琴走调……职业敏感的程度越高，越能提高工作效率，保证工作质量。编辑工作同样如此。
有一则文人故事，说的是郑板桥和他的老师一起出游，忽见桥下有具少女的尸体。老师即兴吟诗：“二八女多娇，风吹落小桥。三魂随浪转，七魄泛波涛。”郑板桥问老师：“您怎么知道她十六岁?又怎么知道她是风吹落水的?”老师语塞，于是，他把这首诗改成：“谁家女多娇，何故落小桥?青丝随浪转，粉面泛波涛”。
这则故事报刊上一用再用，文人轶事之类的集子里也一收再收，可见流传之广。新民晚报社的林放同志却认为，这是两首托名的诗，只能出自旧式轻薄儿之手。他们在“艳尸”上寻找灵感，把肉麻当作“有趣”，表现了一种十分恶浊的艺术趣味。这位具有丰富的编辑工作经验的前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它的不健康情调。同样一则故事，不同的编辑作出了不同的判断，这里便有职业敏感的强弱之别。
怎样才能培养职业敏感并使之具有立体的效能呢?
一.要加强责任心。
高度负责的精神，可以集中注意力，使自己情绪饱满，全神贯注。巴甫洛夫曾提出过“警戒点”的理论。所谓“警戒点”，是说人的大脑皮层中有一部分，和外部世界保持着特殊的、密切的联系。这一部分一旦受到刺激，便会呈现出高度兴奋的状态。
据心理学家提供的材料，一位军医因疲劳之极，睡得很熟，怎么也叫不醒。然而，当有人在他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大夫，重伤员到了，需要你急救。”他倏地坐了起来。一位母亲因意外事故受伤，神志已经昏迷，在抢救过程中，有人放了她孩子哭声的录音，她竟奇迹般地苏醒了。
这就是“警戒点”在起作用。对病人的责任心，对孩子的责任心，在他和她的大脑中形成了“警戒点”。同样，编辑的脑子中如果也能建立这样的“警戒点”，那么，他在工作中的反应便会灵敏而又准确。这就犹如建立了一批边防哨所一样。相反，缺乏责任心，精神懈怠，心不在焉，“一心以为鸿鹄将至”，大脑则会不自觉地受到抑制，甚至听而不闻，视而不见。
1950年，还没有成为作家的陈登科，写了篇小说《活人塘》，投寄给某说唱刊物。由于他二十三岁才学文化，稿子中错别字很多，字又写得如同天书，还夹杂着方言土语，编辑决定退稿。作家赵树理正巧经过编辑部，他选了一大堆退稿回去处理，从中发现了《活人塘》，并看到了陈登科的创作潜力，于是不但发表了他的作品，还推荐他参加了第一期文学讲习所。
赵树理之所以“独具慧眼”，知人识人，是和责任心分不开的。如果没有对作者的高度的责任心，恐怕便不会去审读退稿，即使偶然读到，也不会有耐心去挖掘这种形同天书的稿件的价值的。
二.要提高政治理论修养。
编辑在出书专业方面可以有不同的分工，但不管从事什么专业，首先必须懂得党的方针政策，懂得不同时期的特点，掌握比较系统的理论知识。这样，无论是订选题还是找作者，是审稿还是编稿，都会有基本的立足点。
举个例子来说，中国女排第一次夺得世界冠军之前，《当代》编辑部便组织了报告文学《中国姑娘》。这篇作品的及时发表，不但树立了女排的英雄群像，而且还使拼搏精神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发扬光大，产生了积极的深远的影响。编辑部的这种预见性，便来自政治上的敏锐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踏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征途。
中国女排当时虽然还没有夺得世界冠军，但她们的拼搏精神，却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意志的体现，是振兴中华，建设四化的可贵的精神财富。提倡和发扬这种精神，其意义无疑已超出了体育的范围。编辑部的同志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组稿中才会那样主动，而又那样自信。
当然，有时也会看到相反的情况，由于缺乏必要的政治理论素养，如果盲目应付，贻误时机，甚至对稿件判断出现明显失误。比如，某报为了向青年宣传历史知识，刊登了一组谈皇位继承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叫《立子杀母制与女后之祸》。
该文第一段便说：“女后之祸，历代多有。最初为帝王们所警戒的，是夏桀的妺喜、商纣的妲己、周幽的褒姒一类女后，在丈夫坐位期间，就设法窃权，肆意妄为，导致国破家亡。”作者俨然是在总结历史教训，其实不过是承袭了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把亡国的责任，一概推到女人身上。
鲁迅对此曾有过深刻的剖析，多次说过他不相信“妲己亡殷”之类的古老话。今天我们的报纸，而且还是面向青年的报纸，竟还将这些“古老话”当作历史知识灌输给读者，未免令人遗憾。
三.要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贮存。
特别是一些使用频率较高的基本知识，如重要的人名、地点，重大的历史事件、历史年代，最基础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常识等等，更要牢固掌握。在这方面有“三碗酒垫底”，在审稿编稿时便能眼疾手快，兔起鹘落，而不至于出太大的洋相。
有位老编辑在审读一部小说稿时，读到“墙上挂着王羲之的对联”，他顿时停住了。这位老编辑的知识是比较广博的，他不仅了解王羲之其人，而且还熟悉中国的楹联史。据《蜀梼杌》载，我国最早的自撰楹联，始于后蜀主孟昶的“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孟昶是五代时人，王羲之是东晋时人，比孟昶要早约六百年，怎么可能已写有对联挂在墙上呢?显然是作者想当然的产物。这位老编辑正是凭借自己的知识优势，对原稿中的疏漏作了弥补。
在书报杂志中，这类错误是屡见不鲜的。某书在分析解放区文艺创作时，作家康濯成了“康耀”，某刊举办知识竞赛，“扬州八怪”之一的“李鱓”全部错为“李鲜"，这些如果不是疏忽的话，只能说明编辑并不了解这些人物。
某报一篇文章中说：“早在一千多年前，我国就有了李白、杜甫、李清照、辛弃疾这样的大诗人。”李清照、辛弃疾都是南宋时人，南宋建于1127年，至今还不到1000年，“一千多年前”从何说起?
某儿童刊物刊有一篇介绍云南大理蝴蝶泉的短文，文中写道：“小蝴蝶跟随妈妈大蝴蝶在泉上飞来飞去”。然而，生物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在蝴蝶的生命史上，开始是卵，后来是幼虫，再变为蛹，最后成为蝴蝶，哪有“蝴蝶妈妈”“蝴蝶女儿”之分?……可见，没有相应的知识积累，面对这些常识错误，是很容易陷入麻木和迟钝的。
四.要努力建立文字优势。
错别字太多，是当前书刊质量的一个突出问题。薄薄的一本书，有时勘误表竟长达数页，令人咋舌。对此，报刊上已一再披露，大学者如王力先生，竟以蝇头小楷逐字改正自己著作中的误植。然而，这些似乎并没有触动或感动出版部门，书刊中的错别字依然是“重重叠叠上瑶台，几度呼童扫不开”。为此，语言学家吕叔湘大声疾呼：编辑要养成“错字敏感症”。
我觉得在这方面除了在思想上强调外，还应有一些切实的措施。比如，各出版社不妨根据本社书的出错情况，整理出一份《本社常见错字表》，发给全社编辑。这就犹如公安部门在街头立一块“事故多发地段”的牌子，让大家一看到就能引起警觉，从而特别小心一点。
当然，我们说的文字优势，识别错别字是最基本的，还要能准确判断和熟练修改不合语法、不合逻辑、不合修辞的句子，以及合理调整篇章结构等等。在这方面，单凭语感、凭经验是不够的，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感觉了的东西不一定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掌握不掌握语法、修辞、逻辑知识，对语言文字的敏感程度，是大不一样的。
作者丨郝铭鉴 《咬文嚼字》原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