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质检过程中，总能或多或少地发现编校遗漏的差错，其中还不乏性质很严重的，常常让人心有不甘。这就促使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经过多道工序，还是会遗漏差错呢？

       漏错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方面的因素，也有客观因素使然的。本人对此进行了一番思考，感觉借鉴美陆军兵器修理部在二战中首创的“5W2H问题分析法”倒是挺适合的。

       所谓的5W2H问题分析法，就是用5个以W开头的英语单词和2个以H开头的英语单词进行设问，以期发现解决问题的线索，从而达到最终的目的。对本话题而言，可以把我的思考浓缩为“2W1H”，即what are you doing(在干什么)、 what do you want to do(要干什么)和how to do(怎样去干)，下面不妨分别阐述一下 。

What are you doing?

       首先我们得知道在干什么（W）。这个并不难——在挑错啊！没错，在挑错！这就有个前提条件，即必须是认真在做，认真挑错。不能驰心旁骛地一会儿看看手机，一会儿又想到了其他事情等。

What do you want to do?

       其次是一定要知道我们要干什么(W)。这有什么啊，还是要挑错嘛！听起来是这样，可实际上我们还真未必知道要干什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好多错都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溜掉了，而且多半还是在全神贯注挑错的情况下，我们还不知不觉呢！

       比如，某非遗丛书之“表演艺术卷”的前言，不介绍本卷的情况，而是大谈特谈本套丛书如何如何，这不是“不务正业”吗？毕竟每卷都附有丛书的总序。作为丛书之一卷，从本卷的角度去介绍或论述才是正理儿嘛！为什么好多环节都没能发现这个问题，恐怕不能说是很清楚要干什么吧？！

       而能及时看出问题者，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知道要干什么。但他仅仅知道要干什么还不好使，一定有刻意锻炼出来的清晰的辨错思路做保障。相反，没看出来者也是在辛辛苦苦地干，可就是没看出来。这跟不干或者是不知道要干什么有什么区别呢？毕竟评判工作成效的好坏都是“不看过程看效果”的，即能看出错来才是“硬道理”。

How to do?

       知道了在干什么，要干什么，必定还要知道怎样去干(H)，也就是说要准确定位自己的工作角色。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从很多同人编校的效果来看，说是在编校，其实还不如说只是在“阅读”——自己的思维没有启动起来，只是被内容牵着走，挑剔变成了欣赏，因而也就成了书稿的忠实阅读者了，而这是不可能发现差错，尤其是隐性差错的。究其原因，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个人理解主要是体现在平时不注意几个习惯的养成上。

       一是不注意猎取知识的习惯。知识的储备量不够，缺乏应对差错的“家伙事儿”，也就是俗话中揽瓷器活儿的“金刚钻儿”。

       比如“地球最深处的马里亚纳海沟有一千多米深”，“朱元璋的弟弟朱棣夺了侄儿朱允炆的皇位”，“鲁迅有句非常著名的诗：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等等，这些句子里都有差错，编辑看不出来很有可能是辨错的资本不足，知识储备不够，只能“心安理得”地任伪知识堂而皇之地存在于书稿之中了。

       二是没能养成逐字逐句、字斟句酌的看稿习惯，倒是很习惯于走马观花地一带而过。更有甚者，看稿就像要赶火车似的，（个中原因不在此文探讨之列！）这样焉能不漏错？

       比如就发现不了句子“由于表现色，有6位女同学被用人单位录用”中漏掉了“出”字，而这是很要命的，很容易令人展开想象的“翅膀”了。

       三是没有养成思考问题的思维习惯，也就不会去经常问个“为什么”了，往往是对书稿内容“过眼不过脑”，漏错就是确定无疑的了。

       比如对于“孙思邈（541—682）”的说法也不想想，别说一千多年前了，就是现在有活到140岁的人吗？比如对“巴西人忌讳黄色”也毫无反应，那人家国旗上的黄色菱形怎么说呢？

       比如对“据《山海经》记载，唐太宗李世民......”的说法深信不疑，而秦汉时期的奇书再奇也奇不到能准确记载几百年后的事情啊！

       比如对“此举在教育系统开创了一个新传统”的句子，“传统”与“开创”不搭不说，也不琢磨一下：既然是新的，那还是“传统”了吗？世代相传的东西才能叫传统嘛！自然与“新”就不能挨边了；

       比如“全书荟萃了北京师范大学、辽宁社会科学院、辽宁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和沈阳大学等单位中长期从事历史文化与社会风俗研究，尤其长于东北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全书荟萃了......专家学者”之说经不起推敲——“全书荟萃”的只能是丰富的内容和传授的知识，而不是什么人！

       四是不注意养成逻辑思维的习惯。人在社会生活中每时每刻都离不开逻辑思维，而书稿内容照理说都是不违背逻辑的，可事实并非全是如此。

       比如“洋葱苗虽然能吃，但是它的味道却十分鲜美”，“但是”和“却”表达意思的转折，此处却是递进的关系，逻辑不通。

       比如“2016年，全市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指示、批示、要求和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对安全生产工作做了周密部署。截至年底，全市行业领域共发生各类事故364起、死亡222人。其中，较大事故3起、死亡9人。市安监局执法支队被评为全国安全生产监管监察系统先进集体”，这个句子的逻辑真是荒谬绝伦了！造成“死亡222人”的直接原因在于认真贯彻落实了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的“指示、批示要求”以及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而市安监局执法支队因此被评为“全国安全生产监管监察系统先进集体”！

       再比如用明朝人的记载来否定清朝及现代人的考察结果等的表述都是让人一头雾水的。我们如果不用逻辑思维去衡量、去应对，如何能发现此类问题呢？

       五是没能养成质疑的习惯。笔者的质检实践表明，对书稿中的一些内容不持怀疑之心是要“吃亏”的——漏错啊！

       比如对“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他每天下午都要在一条街道上散步，他准时到这种程度，以至于当地居民按照他出来的时间校正手表”之说应该怀疑到：康德生活的年代有手表吗？要说校正钟表还差不多；

       比如“芬兰早在1990年就开征了碳税，把石油与煤炭的每吨税费提高了20欧元”，同理应发问：1990年有欧元吗？

       多持怀疑之心还有妙不可言之用呢！——尽管不掌握某个知识，可照样不耽误挑错。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美］奥尔波特：《社会心理学》，329页，赵演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2”中就有知识性错误，“北京”实为“上海”之误，因为查看商务印书馆的官网不难发现，该馆创建于上海，1954年才迁至北京。本来自己对此并不掌握，之所以能发现此知识性错误，除了运气好之外，也完全得益于对其中的“1932”字样的怀疑：引用的材料年代这样久远啊！会不会是作者的笔误呢？就是这个怀疑促使自己查了下资料，不但确认了人家写的没错，还意外地钓到了出版地点错误的这条“大鱼”呢！真是计划外的收获了。话说回来了，即便自己的怀疑经核实不对，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加深了对其的印象嘛，总归还是收获啊！

       需要提及的是，这里所说的质疑绝不是妄加怀疑，更不是草木皆兵地对什么都怀疑。要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不用看稿了。本文所提的质疑，是指有针对性的质疑，也就是建立在个人拥有一定知识面基础之上的质疑，毕竟这样的质疑才有必要，也才有实际意义。拿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吧：对于文后参考文献中的“…上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可能有同人会在毫不犹豫地把“上海”改为“武汉”之后就万事大吉了，因为他知道华中师范大学在武汉而不在上海，而且很可能仅此而已，因此对该信息的它处也就不会有任何疑心产生了。但掌握相关知识多者呢，就会很自然地怀疑了：那还会不会是“华中”有误而应该改为“华东”呢？因为在上海的应该是华东师范大学而非华中师范大学啊！看看，知道的多，很自然地变换一下看问题的切入点，疑心也就由此产生了，辨错也就多了条思路，可说功效奇妙啊！

       其实呢，确定哪种改法对并不难，一是上网查下该书的信息就一目了然了，二是问作者即可。但是本人想强调的是，对此例而言，孰是孰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质疑的意识、品质对编辑而言必须有，否则真漏错或者是因改错而生成新的差错啊！而这也就自然说明了拓宽个人知识面、多多掌握知识量是何等的必要与重要啊！

       六是没能养成用“全稿一盘棋”的观念去考虑、去衡量、去把握书稿内容的习惯，只是孤立地在局部找差错，不能建立起整体的概念。由此带来的副作用，首先就是技术上的问题，比如作者信息前后不一（著、编著说法不统一，会给作者带来很多不便；同一作者名字前后不一致等），书名“里外”不一致（序言、前言或后记中提到的本书名与扉页、版权页不一致等），比如本来书名是《中国当代名家学术精品选》，这在CIP和扉页中清晰可见，但在序言中却成了《文学主题学史论》，这绝对属于明显的编校疏漏，确实很不应该；出版时间等明显有纰漏（出版时间早于CIP所给时间，后记落款时间晚于出版时间等）等。

       更重要的是书稿内容存在的前后矛盾、相互“打架”的问题没能得到处理，以致常常令读者无所适从。而这其实又可以被归结为一个深层次的问题——不去有意识地记忆看过的内容。而实践证明，不去有意识地记忆看过的内容，不可能发现相抵牾的问题！

       以上是我对于编校漏错原因的一点思考。囿于学识，个人的分析只能局限于“2W1H”法了。至于更为科学、准确的分析只能仰仗同人们大于“2W1H”法、甚至是大于“5W2H”法的高见了。

作者丨米戎   东北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