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春天，一位本地同行带我参观她的新办公室。从大约20楼高度的景观窗一侧望出去是林立的写字楼，她指着其中一栋对我说：“看见没？那就是汇金国际。”
“哦，原来这么近！”
位于杭州市中心的汇金国际大厦，离我的单位也很近，直线距离甚至不到1公里。之所以被人津津乐道，主要因为它是如雷贯耳的人工智能（AI）巨头深度求索（DeepSeek，简称DS）的总部所在地。
这是我第一次如此直观地意识到，人工智能近在咫尺。此后，参加了一些会议和培训，也看了包括“木铎书声”公众号在内的相关文章，对于人工智能时代编辑的核心竞争力有了几点粗浅思考。我把它归结为三个“力”，即整合力、鉴别力、捕捉力。
前不久参加行业培训，回来要写培训心得。类似心得，往年我们一般写个几百字，A4纸小半页的样子；这次我无意中瞥见一位同行，洋洋洒洒写满了一页，约莫上千字。同行也不讳言：“让AI帮忙写的，我改了改。”确实，输入老师和课程名称，什么心得都跳出来了。无独有偶，我曾让DS帮忙写一则图书内容简介，它也表现得相当出色，稍加润饰即可，提高了工作效率。
但我发现，字数越多，越会暴露问题。譬如我需要一份审读意见，只要告诉DS书名和作者名，一份约两千字的包括总体评价、内容特色与价值、不足之处、出版建议和结论五部分的审读报告“倚马立成”，看起来有模有样。可这些文字经不起细读，最明显的问题就是言之无物，车轱辘话绕来绕去，“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最终，我只摘了其中几句，再以自己的逻辑重新拼合成两段文字。
有一句老生常谈，说编辑是“为他人做嫁衣”，以上这段经历让我对这句话有了新的认识，感觉自己果然像个裁缝，从一堆“AI布料”里挑选出可用的，努力缝成一件可以见人的“嫁衣”。所谓“人工智能”，大概真就是“人工”+“智能”，人工修饰这些智能创造罢了。
还有一次，有人找我看一篇出版专业论文，有六七千字。浏览了一遍，我感到不太“对味”，整篇文章里嗅不到熟悉的“人味”，只有浓浓的“机械味”。虽说这可能是一篇科研型论文而非经验型论文，切入点还不错，但是泛泛而谈，写得比较空，像是外行人学说内行话，始终在隔靴搔痒，缺乏创造性见解。
有人说出版行业搜集、筛选、优化、推广内容，只能处理文本，而不创造内容，AI冲击较小。这是否意味着创造内容的环节，受AI的冲击就一定大呢？从审读报告和专业论文这两个案例可以窥见，“字数越多，越会暴露问题”，本质上是“创意含量越高，越会暴露问题”。AI在学习和模仿人类，想得到超前观点，还是要靠人脑思维。
在这个信息爆炸或者说资讯过剩的时代，做加法容易，做减法难。我们需要把信息精简，去芜存菁，去伪存真，从专业角度出发，整合有用的要素，进而策划、编辑出质量更高的出版物。面对取之不尽的的“AI布料”，这件“嫁衣”究竟更好做了，还是更难做了？
这个问题一直存在，譬如编稿子过程中，当两段有分歧的材料放在面前，要采信哪个，很考验编辑。操作不当，要么“手痒”误改，要么“眼盲”漏改，或者是做无用功。在人工智能时代，“鉴别力”的问题更突出地摆上桌面了。
现在不少出版社都在使用或试用各种智能审校系统。从我们了解到的反馈来看，智能审校总体上有一定用处，比如年号年份搭配差错、译名中有倒字，这些知识性差错一旦涉及文字细节，尤其是专业性、学科性、地域性的问题，作用就十分有限，甚至会产生“负作用”。
一个典型案例：某书稿说杭州六和塔“塔身九级，高50余丈”，智能审校建议替换“0余丈”为“9.89米”，原因是“根据权威资料，六和塔的高度为59.89米”。殊不知六和塔的高度古代与现在不同，北宋开宝三年（970）吴越王钱俶初建时“塔高九级，长五十余丈”（《咸淳临安志》），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重建时“外观13层，内为7层，高59.89米”（《辞海》），软件因只有后面的数据而误判。
诸如此类，智能审校常提示书稿中某个表述有问题，还附带原因以供辨析，却反而增加了识别的工作量和难度。其所依据的“权威资料”容易拘泥一端，或受其他信息干扰。事实证明它经常“多此一举”“谎报军情”，在煞有介事地误导编辑，采信度不尽如人意。
这个时候，编辑就要像一名法官，有自己的合理判断。“合理判断”其实是刚刚及格的要求，是说这个判断不一定十分精准，但要符合常识、常理，能自圆其说，不要前后矛盾。随着在某方面知识储备的不断丰富，对相关问题的判断也会越来越精准。
再从大的趋势上看，针对“产业数字化”，出版只是其中很小的一环。按照行业发展趋势，版权管理和编辑部业务或许会剥离开，出版社未来主要营收将依赖版权管理，编辑部数字化则是必然趋势。经营有独特标志的评论圈，将是适合传统编辑部的活路之一，比如出版社推出一个社评栏目，依靠短视频和公众号，从专业角度对图书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文史人物、事件乃至社会热点做点评解析，这也需要“鉴别力”。
某书稿中讲某市一位领导“亲临××现场指导”，对于这句话，鲜有审校系统会认为用语不妥。《汉书·霍光传》载：“光薨，上及皇太后亲临光丧。”西汉权臣霍光死后，汉宣帝和皇太后上官氏亲自来到他的葬礼上。仔细品品，“亲临”这个词有居高临下之感，就现在来说不够亲民，参考新华社曾公布的禁用词及规范用语，“对各级领导同志的各种活动报道，不使用‘亲自’等形容词”，最终将“亲临”改成“赶赴”。某种意义上，这和“南巡讲话”要改为“南方谈话”是一样的道理。
还是说到“临”字，我曾见编辑将“临近某地”改为“邻近某地”。《现代汉语词典》“临近”词条：“（时间、地区）靠近；接近。”“邻近”词条：“位置接近。”根据这两条解释，在表示空间位置时，两者皆可。若表示时间，如“邻近出发”，才必须改为“临近出发”。
然而，正如前文所说的“亲临”“居高临下”，“临”字本身有“居高处朝向低处”之意。哪怕看《现代汉语词典》的例句“他住在临近太湖的一所疗养院里”，这个疗养院也必然比太湖的水平面要高。在两地完全平等的视角下，“邻近某地”确实比“临近某地”要好，其背后隐含着微妙的语言色彩。虽然从辞书的角度而言，这个改动没有必要，却可从中窥见这位编辑的精准语感。
上述微妙的语言色彩，是AI难以准确捕捉到的，哪怕被它识别到，也很可能会做一刀切的机械处理，因为它就算知其然，也很难知其所以然，并针对语境作出应对。难道说“亲临”“亲自”一概不能用吗？当然不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况且，这次是这个词有问题，下次会换成另一个，永远具有不可预测性。也许这就是“AI难以量化的情感需求”，是有天赋或有经验者才具备的职业敏感。
《出版专业基础（初级）》讲到编辑人员的基本素质，分为政治素质、思想素质、文化素质、职业素质。其中，职业素质又包括出版理论修养和编辑实务经验，分别表现为职业追求、职业敏感和职业作风。这里所说的“职业敏感”，在当下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前面谈到的“整合力”“鉴别力”，归根到底也是一种“职业敏感”。
身为编辑，我们在埋首案头之余抬头看路时，发觉世界已然瞬息万变。但无须迷茫，恰如王阳明所说，“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找到自己的“定盘针”相当重要。
其实，编校领域的人工智能早就来了，黑马校对软件就是一种初始的智能软件，现已成为编辑“笔袋里的一支笔”。或许有一天，人们将不再关注AI，就像很少谈论水和电一样，它将融入这个社会，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把包括出版从业者在内的各行各业人员从低效的劳作中真正解放出来，从而有更多的时间提升自我。
作者 | 夏斯斯 杭州出版社有限公司
初审 | 夏国强
复审 | 邢自兴
终审 | 赵玉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