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随着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国内外各大图书馆的古籍数字化程度日渐加深，给古籍出版工作者带来了巨大的便利。也因为数字化技术的成熟，带来了古籍书影的广泛传播，使得传统古籍出版工作中的影印汇编价值相对降低，给古籍相关工作者们提出了更高要求。反映在古籍出版领域，则是在编辑的普遍能力要求之外，针对古籍出版的特殊性提出了更多的能力要求。
一般来说，古籍编辑需要具备一定的古代文献学知识，包括版本学、校勘学、目录学等。能够做好版本调查，初步判断不同版本古籍的特点和价值，协助整理者搜寻最佳底本。相关原则可参考钱基博、黄永年、许逸民、张舜徽等先生的著作进行学习。古籍编辑在做书稿初审时，需仔细核对作者所用底本的恰当性与真实性，以确保整理工作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除了文献学的基本内容外，古籍编辑还应对古代文字、音韵、训诂有一定掌握，确保在编辑过程中能准确理解和阐释古籍内容，避免出现错误解读。如鹅字有䳗、鵞等异体写法，按照出版相关规范，应统一为标准写法；云南地名芒部，在部分古籍中被写作“茫部”，则属于版本差异问题，不在异体字改写范围之内。掌握这些知识有助于编辑在编校过程中合理把握加工尺度，提高古籍整理的质量。
古人写作，好用典故，典故又多引自前四史及先秦典籍。明人《塞上》诗中，有“黄河套内汉垣长，十二金城接朔方”一句，有作者将金城当作兰州的古地名处理。编辑结合上下文推断，其出处当在《管子·度地》，意为“固若金汤的城池”。此类工作要求编辑具备扎实的典籍功底，才能形成敏锐的学术洞察力与判断力。
古人姓名的简称、别号等，成为笺注的错误风险高发点。如明人《三杰传论并赞》一文，提到琢庵公在辛巳之变中坚决进谏，最后“力诤以死”及“公既殁十数年”等语，书稿将两处分别注释为“邹智下狱”与“冯琦号琢庵”，但编辑结合刘绘1573年逝世、冯琦1604年逝世的历史事实，认为此处注释与文中事迹不符。经核实，发现明代大臣毛玉号也是琢庵，1524年去世，且死因恰好是嘉靖辛巳年开始的大礼议之争，符合文中所述条件，则两则注释应进行“并案”处理。此类问题，编辑遇到时应结合作者生卒年、事迹等进行综合判断，避免作者一时疏忽，按“知名度”注释的情况。
在网络资源调动技能方面，王国强老师（网名陆浑戎）的相关研究值得借鉴，他的著作《网洋撷英》一书围绕汉学数字资源，主要介绍了相关资源对学术硏究的影响，系统、详细地介绍网络中比较容易获取的相关数字资源，并讨论数字资源对汉学研究的具体影响。
在获得数据库之后，古籍编辑还应具备灵活运用专业知识，对数据库实现有效检索。目前网络检索数据库有“瀚典全文检索系统”、“鼎秀古籍全文检索平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研发的“汉籍数字图书馆”、中华书局研发的“籍合网”等平台。随着信息技术的继续发展，这些平台也在不断改进、完善，通过整合中外电子资源、多媒体资源、实体图书资源等，向着实现“一键”或“一站式”检索的方向前进，为相关从业者提供更加迅捷、准确、有效的检索服务。
古籍出版工作要想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积极融入数字出版的发展潮流之中。如上文提到的古籍数据库，目前业内先后有上海人民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华书局等单位进行了相关研发工作。上述数据库的搭建，离不开古籍编辑的参与，而想做好上述工作，需要编辑对数字出版技术的术语有一定了解。具体内容可以分为文档格式技术，包括文档格式的种类、选择原则、常用格式；元数据技术，包括种类、作用、数据标准；数字图像处理技术，包括参数、种类、格式、识别技术等关键单元。编辑对这些有一定了解，才能为数据库搭建提供明确的构思，进一步创新古籍出版与传承的形式。
新时代的古籍编辑应当具备较高的文化敏感度，紧扣时代脉搏，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例如近年来有学者撰文认为“高句丽作为中国古代边境政权，其研究是中国东北古代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提示我们要牢牢把握高句丽研究的意识形态话语权。
2022年，“高句丽考古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进程综合研究”被纳入《辽宁省“十四五”文物事业发展规划》，后又入选“考古中国”名单，已经从国家层面向出版业释放了重视东北地方历史发展的信号。
在此条件下，主要记述朝鲜半岛高丽时代历史的古籍《高丽史校注》，得到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且出版，成为呼应时代需要的文化代表。作为古籍类出版编辑，应该把握这一出版环境发展趋势，强化东北地区有关的古籍整理，为深化国别史研究、民族史研究提供素材，为深入阐述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贡献成果。
面对浩如烟海的古籍，在同作者商讨稿件之前，编辑还需要及时做好古籍书目的梳理调查，以便做出准确的价值判断。如出版家张元济，既组织出版了《二十四史》《四部丛刊》等卷帙浩繁的大书，又不辞细流，举公司之力，收集罕见的旧时抄本、刻本，将零星散落的小书汇编到一起，推出《涵芬楼秘笈》。
又如黎庶昌、杨守敬等人，利用在日本居留的便利，广泛了解在日汉籍的情况，凭借出色的目录学功底，收集国内散佚图书26种，共200卷，于日本刻板印刷成《古逸丛书》，成为最早一批域外汉籍的整理出版者。
编辑能够与学者进行对话，理解他们的研究成果并转化为高质量的出版资源，对于深入发掘古籍选题至关重要。将出版与古籍研究相结合，正是新质生产力中关于跨界融合的内涵体现。出版编辑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业务专长，寻找合适的切入点，融入相关学术活动之中，通过与学者的对话交流，来培育作者，发掘选题。
以辽宁人民出版社整理出版的《刘盼遂著述集》为例，由于刘盼遂先生旧学功底深厚，著述内容包括历史、经学、文字学等诸多领域，且卷帙浩繁。为了实现高质量出版，辽宁人民出版社与辽海出版社强强联合，同时在社内外充分调动编校力量，组成专业化编辑团队，共同筑就出版精品。
注:本文为中国编辑学会年会征文二等奖获奖作品,发表时有删改.
作者 | 校书郎
初审 | 夏国强
复审 | 邢自兴
终审 | 赵玉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