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20日，上海语文课文《打碗碗花》中“外婆”全被改成“姥姥”的新闻刷了屏。晚上9点多，教材所在单位上海教育出版社在官网发布说明，将“外婆”改为“姥姥”的说明，不是因为网上传播的方言问题，而是为了落实小学阶段识字教学任务的需要。意思是，小学生需要学“姥”字，所以，将“外婆”改成“姥姥”。

       看似有点像反转剧，从没道理变得有道理，但是无论哪种原因，编辑的表现都非常不专业。下面，木铎君将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一下。

1 遇到方言必须改吗？

       根据上海教育出版社的解释，“有关网络媒体引用的对‘姥姥’一词使用的答复，与沪教版小学二年级语文教材无关，是2017年对读者来信反映教育社《寒假生活》中一道英文翻译题翻译方式的回复。”

       从教委的解释，我们能够看到，“外婆”属于方言，要使用普通话“姥姥”的观点。先暂时搁置“外婆”是不是真的属于方言，我们来讨论一下编辑遇到方言一定要处理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如出版、教学、研究中确需使用的，可以使用方言。

       教委的解释情有可原，图书作为推广普通话的重要工具，编辑在工作时会尽可能处理方言，但也是需要分情况的，学术著作类的严谨性图书不适合使用方言，文学类、大众类图书可以使用方言。

       语文课本选用的鲁迅、沈从文等作家的作品中都有不少方言。作家金宇澄就是凭借上海方言写作的《繁花》斩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他说：“方言叙事不是旁门左道，这是文学的要求，并非所谓的‘通俗化’或者‘接地气’那么简单。”

       所以，并不是遇到方言都要处理。类似的错误认识还有，“噪声”是规范名词，“噪音”是非规范名词，所以“噪音”应全部改成“噪声”。要知道，科技名词术语是专门用在科技类期刊、图书中的，那么大众类图书使用了“噪音”，有何不可呢？

2 编辑修改是否征得作者同意？

       再来讨论一下第二个问题，无论出于哪个原因，编辑的修改是否征得了作者同意？这一点未在说明中道出。

       编辑的修改权不是无限大的，主要改的是硬伤，并且修改的地方应标记清楚，和作者沟通，征得作者同意。因为并非所有作者都能接受作品被修改，编辑修改的地方也不一定全部正确。

       《打碗碗花》是很经典的文章，长期被教材选用。编辑因为教学需要将不影响文意的“外婆”进行编辑加工，是非常不专业的行为，也侵犯了作者的权益。作品被选进课本是因为其内容本身，而不只是为了教学生识字。如果是为了教学需要，编辑应该替换一篇文章。

       再举一个例子，鲁迅作品中的“错别字”是否需要修改？想必这个问题不同的编辑会有不同的答案，有人主张修改，有人主张保留。

       从2013年的新闻报道中，木铎君找到人教社工作人员的回答：

       从现在来看，异体字只能说是“不规范”，不能说是“错别字”。

       对于鲁迅的文章，只要改一个异体字，就得通篇全改，如此一来，差不多是对鲁迅文章进行大幅度的“二度创作”，完成了鲁迅文章的“规范化”、“现代化”，但也毁了鲁迅文章语言文字的原貌，这恐怕是绝大多数读者不答应的。所以，改和不改的界限很难确定，只要改一个，就顺带着要改一大批；如果不改，可以通过注释提示现代字词的规范，省去麻烦。最后的结论是：一个字词都不改。这是建国后几十年来中学语文教材编写内定的规矩，这一规矩至今仍然有效。
       这个答案应该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编辑的修改关系到作者、读者多个方面。尤其是经典著作，编辑更要慎之又慎，小心行使自己的权利。

3 编辑如何正确使用《现汉》？

       “外婆”是方言的回答引起舆论哗然，有些读者将矛头指向了《现代汉语词典》，南北方人民展开了大讨论，更有语言学者从专业的角度论证了“姥姥”才是方言。

       木铎君无法得知《现汉》编写者、修订者将“外婆”划为方言的原因，也没有能力去论证谁对谁错。但是，《现汉》和编辑同时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也不是第一次了。

       去年，《〈现代汉语词典〉在毁掉孩子的创造力》一文刷屏，作者杨早因为书稿被校对“乱改”而发文，部分内容如下：

       “破衣烂裳”，校对改为“破衣烂衫”，这是什么道理啊？衣裳、衣衫，都是有的词，我喜欢用“裳”字，并无不通，为什么要改我呢？

       我注意到，像“衣裳”“衣衫”，“撤消”“撤销”这一类《现代汉语词典》两者都收录的词，校对会在改动后注明“《现汉》首选”。

       我问了一下出版社的朋友，“《现汉》首选”就是说在《现代汉语词典》里，这个词条放在另一个同义词前面，比如“衣衫”是放在“衣裳”前面的，“撤销”是放在“撤消”前面的，用首选，准没错，不用首选，就不好说了。

       这里提到的是《现汉》首选词的问题，编辑们都是很熟悉的，相信很多编辑遇到首选词也会这样修改。所以，我们今天想来聊聊怎么正确使用《现汉》的问题。

       第一，《现汉》中的推荐词形与非推荐词形在处理上分为两种情况：（1）已有国家试行标准的，非推荐词形加括号附列于推荐词形之后，如【含糊】（含胡），这种情况必须使用括号前面的词语，否则质检算错；（2）国家标准未做规定的，在推荐词形注解后加“也作某”，如【辞藻】……也作词藻，这种情况应首先使用前面的词语，但是用后者也不算错。另外，《现汉》按类别对“方言”“口语”“外来词”等做了标记，但并未规定不能使用。攻击《现汉》实无道理。

       第二，《现汉》是编辑的重要参考工具，是现代汉语的经典规范之作。但它不是唯一参考工具，也未囊括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的情况。如果编辑将《现汉》等同于唯一规范，那就等于戴着镣铐跳舞，必然成为阻碍语言多样化的刽子手。

       第三，《现汉》篇幅有限，列了部分词条供读者参考。难道《现汉》里没有的词语就不能使用？当然不是。《语言文字报》原主编杜永道曾说：

       新词语是否宜于使用不是以《现汉》为准，而是以新词语的社会流通性为指针。新词语来源于古语词、外来词、方言词、行业词、新造词、网络用语等。当某个词语不具备社会流通性，而只流行于“古、外、方、行……”中某一领域时，我们仅在这一领域使用它，不在社会生活中使用它。当它“鲤鱼跃龙门”，具有了社会流通性时，我们就可以在社会生活中使用它，而不必拘泥于《现汉》是否收录。

       有个大家常提到的问题，就是“作/做”的用法。“zuò……”的说法，《现汉》中一律统一为“做……”，但是，语言问题往往很难“一刀切”。例如在十九大报告及不少重要文稿中，能看到“作报告”“作贡献”等说法。这或许是因为“作”字出现较早，有书面色彩，适用于庄重场合的缘故。因之，在动词性宾语前用“作”，是完全可以的，不必被《现汉》所束缚。

       “外婆”改成“姥姥”的问题成为大家的笑料，但也暴露了编辑工作中的诸多问题，应该引起编辑的思考：一个专业的编辑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