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质量检查是党和国家出版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各级管理部门对图书质量的监督，主要通过抽查的方式完成。在出版主管部门进行图书质量检查后，将审读记录和检查结果书面通知出版单位。出版单位如有异议，可以申请复检直至向上一级主管部门请求裁定。出版主管部门在检查结果基础上，对出版单位和个人进行奖励或处罚。
由出版管理部门组织进行的质量检查工作，主要是在出版工作结束以后进行，侧重于对成品图书进行总结和评价。许多出版单位为了切实提升图书质量，更好地实现图书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以《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图书编校质量差错判定细则记错表》为依据，建立了社内印前质检机制，以此作为图书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
印前质检与成书后质检，都是推动图书质量提高的助力。但是由于组织质检的阶段不同、单位不同，二者的角色定位也会有些许差异。本文就以历史类图书的质检工作为例，来分析质检工作中需要注意的内容与尺度。
根据《图书质量管理规定》第二条：
“质检对象为出版单位出版的图书。出版超过十年且无再版或者重印的图书，不适用本规定”。根据上述条款，除新出品种图书外，还在市场上流通的重印、再版图书，也在质量检查范围之内。
“图书质量包括内容、编校、设计、印制四项，分为合格、不合格两个等级。”
结合质检工作中“双盲”的特点，出版管理部门和出版单位内部的质检工作，更多侧重于图书的内容、编校两个方面。在这两个方面里，内容检查侧重导向、格调方面的问题；编校检查侧重于知识和语言文字方面的问题。
依照《出版管理条例》二十五、二十六条的有关规定，对出版物的内容规范作了明确限定。具体到历史类图书，较常出现风险的主要是第二十五条中“危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煽动民族仇恨与民族歧视、宣扬邪教与迷信、侮辱或者诽谤他人、危害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等等条款。以上内容，根据问题的相似性可以归纳为四个主要方面。
第一，关于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葛剑雄先生有专著论述过中国古代的疆域变迁问题。因此，古籍中提到的“中国”不能完全等同于今日之中国，本人在学位论文中曾有专门章节论及相关问题。部分外国学者据此讨论问题时，容易因此而衍生出“某些王朝是否属于中国”的歧义。部分历史通俗读物作者受此观点影响，在作品中容易出现争议表述，造成否定我国边疆领土历史合法性的导向问题。
第二，在涉及古代少数民族政权和战争的表述的书稿中，是否具有隐性民族割裂也是要注意的问题。比如某出版社描写魏晋南北朝的图书中，出现了“神州陆沉”的主题词，该词出自《世说新语》，指国土被敌人占领。魏晋时期，由东晋人形容北方具有历史合理性。以今天的视角进行历史叙事时，沿用此说有将南下少数民族视为“敌人”的意思，此观念在唐朝时即已消亡，更加不符合当下国家和民族发展的现状。再如书中提到“汉人在乎人的屠刀下哭泣”，将战争杀戮上升到民族层面进行文学渲染，容易煽动民族情绪，制造矛盾。
第三，历史类读物要注意宣扬邪教迷信和侮辱诽谤他人的表达。这两类问题在近现代史读物中涉及概率较大。邪教迷信主要需警惕打着“国学”“易经”旗号的算命、风水等活动。集中介绍求神问卜、趋吉避凶的作品现在正规出版物中几乎不见，但是要注意在一些回忆录、口述史作品中出现的相关表达，注意检查作者的思想立场。诽谤他人方面，要注意检查打着“求真”“探讨”的名义质疑诋毁革命先烈，如董存瑞、邱少云、雷锋等英雄人物的章节。
第四，如何判定危害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要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原则。对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进行污蔑、贬低，或者是杜撰、夸大都属于知识性差错。这就要求质检人员除了注意检查引用文献的准确度和真实度外，还要注意检查论述过程中因为曲解材料而造成的差错。
在历史类书稿中常见的知识性错误，主要有时间类、人名地名类、制度与概念定义错、文献引注错、图文不符五种，在质量检查时需要重点注意。按照编校质量差错分类，主要属于知识性错误和插图表格错误。
第一，对时间把握不准。在古代帝王年号与公元纪年的换算、世纪与阿拉伯数字年份之间换算比较常见。如文艺复兴的时间是14世纪中叶，有作者据此换算出“1453年开始文艺复兴”，即为典型错误。
第二，因人名地名导致的整体错误。此类错误可能和时间混乱一同出现，如将十月革命以后的苏俄误称为“苏联”，将太平军攻克江宁直接称为“攻克天京”等。还有部分地名本就相近，或古今范围大小、所处位置有所变化，若以此为据，会造成图书整体的严重差错。如将台湾古称“流求”误当作“琉球”、“武昌”与“鄂州”的地名古今混淆等。
第三，制度与概念等问题出错，对于部分章节乃至图书整体具有结构性影响，质检工作中要谨慎考察。诸如明太祖时期以后的“宰相”，汉唐时期存在“社会主义”等书稿，其错误甚至会影响全书的科学性。
第四，文献引注错误多表现为“取材不真实”或“引用文件有误”两种形式。比较典型的是断章取义，或张冠李戴。前者典型例子是有作品用汉高祖“巡行天下久矣，唯见洛阳”来表明洛阳的繁华，然而《史记》中有关记载本来是称赞曲逆县：“吾行天下，独见洛阳与是耳”，少引三个字，意思完全不同。后者如2009年某出版社的图书，将金庸所填词牌误收为宋人作品。
第五，图文不符类问题涉及知识性差错，多见于通俗普及读物的插图或者绘本。如某描写甲午战争的书，插图中的日军，身穿1930年才投入使用的“昭和式”军装；描写非洲使者向明朝进贡狮子的配图，画中狮子为美洲狮等。此类错误极易为编辑忽略，在质检工作中要注意检查。
语言文字方面的错误比较细碎和复杂，其中需要特别注意繁简字转化不当的情况，如“於”未转为“于”，或 “乾隆”误转为“干隆”等。此外还有音近字、形近字、异体字等各种类别，遇有联系上下文理解困难，或明显违背常理的字词，值得质检人员注意核查是否为文字错误。
上文讨论的这些问题，既是质检人员需要注意的，也是编辑环节需要避免的。然而质检毕竟不等于编校，更不能代替编校。从出版管理的角度来说，不论是印前还是印后，都可以视同进入图书的评审环节，这一环节主要有三重作用。
编辑、校对人员在编校过程中，即便十分认真，也难免短时间内陷入固定思维，而对部分错误“视而不见”。印前质检是在“三审三校一读”基础上，为图书提供一个交叉审读的机会。印前质检工作一般由社内具有一定经验和能力的专人负责，负责对编校人员的疏漏进行补充、提醒。从图书的“双效”实现、出版社品牌建设角度来说，编校检三者是利益共同体，只不过质检扮演的是守门员，是图书成书之前的最后一道保障。
印前质检具有为编辑工作查缺补漏的作用，并不意味着编辑可以将书稿的修改工作“分摊”给质检。首先，书稿的技术整理或者润色加工是编辑的工作，质检的职责是以是否影响阅读和知识传承为标准，去纠查图书中的错误，而非对编辑工作的“越俎代庖”。其次，印前质检只是出版社主动将出书后的评审工作关口前移，归根结底还是质检。质检人员要熟悉各种法规和规范，标记错误做到有理有据，并给出准确结论，成为合格的质量裁判员。
近年来，由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带动了“国学热”等传统文化的复兴。反映在出版行业里，是文史类图书的大量出版。图书内容包含了经史子集各个方面；出版形式上包含了从绘本到大字本等设计；读者对象上黄发垂髫无所不包。
与出版繁荣相伴随的，是历史类图书的问题层出不穷，远的有一些图书出现政治问题，近的有某些“漫画王朝历史”知识错误严重。究其原因，是因为许多编辑并不具备编辑相关题材图书的政治意识与知识储备，仅仅以市场为导向选择作者和策划选题，近乎“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通过分析质检结果中差错性质和类型，可以了解责任编辑在相关领域选择作者、发现问题的能力，进而掌握社内编校力量的优势与短板。为出版社编辑队伍建设和选题产品线规划提供参考，进而优化书号资源配置。
从目前来看，除极少数出版单位外，印前质检还是以抽样抽检为主，还很难做到全品种覆盖。为了更好实现质检工作职能，需要建立完善的质检工作机制。
编辑工作是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责任编辑是图书的第一责任人。出版单位要搭建通畅的质检申辩通道，既充分发挥质检的监督作用，又要防止质检意见“喧宾夺主”，造成编、检矛盾。这一环节，福建人民出版社的经验值得学习：质检工作由质检、申辩、最终认定三部分组成。
在质检环节不仅要指出错误，还要明确提出记错依据；申辩环节根据质检意见提出相应申辩意见，双方均要做到言必有据；最后由质检部门负责人根据双方意见认定最终结果。
质检书的抽样上，可以按照选题比例确定抽检品种数，在随后的质检工作中，根据质检结果的数据分析，确定质检的重点类别，让质检工作更加有的放矢，进而推动图书质量提高。
在质检团队的建设上，质检人员原则上应达到一定从业年限，且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对于比较优秀和稀缺的专业人才可以适当放宽职称限制，打造精准、高效的质检专家团队。
特别是对于综合性出版社来说，社内有限的质检力量很难涵盖所有范围的图书，需要建立社外质检团队，按照书稿的内容类别，安排合适的质检专家，做到专业对口，精准质检。由本社专人负责组织质检工作，质检专家实行匿名质检，必要时对同一书稿可交叉质检，既减少编、检矛盾，也可以让质检专家实事求是地提出质检意见。
质检工作中，记错也是一门艺术。例如某书稿中，提到日本二战战败事件时，引用了日方的“终战”一词，既可以认定为政治类错误，计错2；也可以辩解为引号缺失，计错0.1。再如前文提到的人名地名差错，如在无其他关联内容的情况下，将“程知节”误为“程枝节”，按知识性问题计错是2，按照错字计错是1。
诸如此类问题，若是成书质检，当然要仔细商榷，合理确定图书错误性质。若在印前质检环节，或可按照“严查宽计”的原则，从严检查问题，但按照记错标准的下限统计差错率。归根结底，印前质检是保障图书质量的手段，不以“制造惨案”作为目的。
为更好地推进质检工作，有同人提出设立质检专款，而非由选题本身承担质检费用，还可以对质检结果优良的相关人员予以奖励。这个方案有助于摆脱质检与编辑的“零和博弈”，提高编辑对图书的送检积极性。
对于一年内多种图书印前质检不合格，且错误问题严重的编辑，出版单位同样要进行一定提醒、惩戒。主要目的是督促编辑提高责任意识，提升业务能力，优化选题方向，助力出版工作从规模效益转向质量效益转变。
除此以外，受到不同种类图书的体裁、题材影响，质检同样篇幅的内容所需的精力与学力也有区别。有条件的出版单位可以根据自身产品线建设，推动质检费用标准分级，根据质检图书类别的难度制定不同的费用标准，可以有效提高质检人员攻坚克难的积极性。
相对于成书后由管理部门进行质检，出版单位的印前质检对图书出版更具预防意义。如果出版单位有足够的力量、足够的时间进行印前质检，对提高图书质量意义重大。
作者 | 吕志学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编辑 | 夏国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