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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晓群 | 我的工具书
发布时间:2023-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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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年下来,我的书房中存留工具书不少,有《新字典》《康熙字典》,还有《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高级牛津英语双解辞典》《新英汉词典》《词源》《辞海》《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大美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数学百科全书》《成语典故》《中国历代名人辞典》《古汉语字典》《关东文化大辞典》等。


最近几十年,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纸质工具书在人们阅读中的地位悄然发生着变化。这让我想起《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几段故事:

一是它于一七六九年诞生于苏格兰爱丁堡,第九版被称为“学者版本”。

二是一九〇八年,年仅二十岁的王云五,开始分期购买英文原版《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三十五卷,用三年时间一本本认真读完,使自己不但成为英语专家,还成为学问杂家,后来胡适有感于王先生知识渊博,称赞他是“有脚的百科全书”。

三是在我的书房中,存有一套中文十一卷本《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其中前十卷是原著翻译,第十一卷是增补卷,专为中文版编译。

四是二〇一〇年,《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完成了最后一版纸质书的印刷,翌年三月宣布停印,三周内卖光了所有库存。为什么会这样呢?当然是数字化时代的冲击所致。从多媒体到互联网的蓬勃兴起,从微软百科到维基百科的迅猛发展,百科全书的价值主张与存在形态都受到了根本性的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只能顺势而动、转换形态了。



其实近些年来,我们在不自觉中,纸质工具书的翻阅次数正在直线下降,即使从事专业写作,即使研究一些冷僻的学问,越来越多的问题可以通过网络查询得到解决。


回首过去,关于工具书,难以忘却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其一,我的书架上有两部老字典,都是当初父亲送给我的。


一是商务印书馆一九一二年版《新字典》,距今有一百多年了。此书由蔡元培作序,编写者中有张元济、高凤谦等。当时此书出版了两个版本,即“洋装布面金字”,还有“华装分订六册”。我的存书是前者,保留着当年用牛皮纸包的书皮,书脊上还用毛笔写着“新字典民元版”。

二是一九五八年一月,中华书局根据同文书局原版翻印的《康熙字典》,封面漆布精装,还有黄色的护封。封三上贴着一张购书发票,时间是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三日,定价五元八角,印章是北京市公私合营书店西单商场门市部。






其二,《新华字典》商务印书馆,它的故事太多太久远了。


《新华字典》目前已经出版到第十二版,六十四开本,小学生必备。说两段与我相关的故事:

一是我存有一套《新华字典》十一版线装六卷本,封面、书盒都是枣红色,藏书票上注明“发行五亿册编号纪念版”,我的编号是第九百号。正文用宣纸,双色印刷,非常豪华。

二是《新华字典》之外,还有《新华词典》《新华成语词典》等。二〇〇〇年前后,辽宁出版集团组织开发电子书“掌上书房”,我们需要装入一部中文词典。当时与商务印书馆商量,他们同意装入《新华词典》,非独家授权。






其三,《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此书为文字工作者必备,多年来一直放在案头。


有修订本、增补本,不断更新。如今我的书房中存有四种版本,其中有一部第六版的豪华装帧本,旨在“商务印书馆创立一百一十五周年纪念”,印数一万册,三面切口鎏金,正面切口刻有拇指索引,封面用大红色合成材料,压印着满地的暗花。






其四,《辞源》商务印书馆,这是我最喜爱的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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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我有四个版本:上下卷加增补本,缩印本、分科本、五卷本。


很长一段时间里,《辞海》一直是我的案头书。目前《辞海》有了八卷本出版,还有年初去世的辞书主编巢峰先生的事情,真让人难忘。






其六,我在辽宁教育出版社组织翻译的百科全书。


一是《牛津少年儿童百科全书》,有七卷本、两卷本。这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经沈昌文引荐,我们与牛津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也是我们走向世界的标志性产品。那时我们与外国一些大出版公司谈版权合作,多次请牛津大学出版社为我们出具咨询函:“我们曾经与辽宁教育出版社合作出版《牛津少年儿童百科全书》”。

二是《吉尼斯百科系列》,当时为了签下世界级的畅销书《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版权,英国吉尼斯公司提出先检验一下我们的出版能力,授权我们出版《吉尼斯20世纪全书》《吉尼斯百科全书》《吉尼斯知识全书》《吉尼斯人类百科全书》《吉尼斯生物百科全书》《吉尼斯发明史》六部著作,这些书出版后,外方肯定了我们的工作质量和信誉,才有了后来的全面合作。






其七,英语词典,我最早购买的两本好词典是《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最新英汉四用辞典》,均为内部翻印版。


后来主要使用《新英汉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如今我的书架上还留存此书的三个版本。由此引出两段故事:

一是二十世纪末我们组织引进《韦氏新世界词典系列》,其中的核心产品《韦氏新世界大学词典》第四版,我们请陆谷孙作序。陆先生对这部词典大为赞扬,同时他还透露了一个消息,他的序言写道:“记得那是在1974年,我们正在沪上编写《新英汉词典》,苦于参考书老旧,资料匮乏,突然弄到这么一部《韦氏新世界大学词典》第二版,真乃天助我也,于是偷偷开启闸门,注入了大概不少于千条的美语新词,对其中由短语动词衍生成的复合名词,如fly-by,spinoff之类,由于被判定生命力旺盛,收录尤为积极。……但居然在以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不仅未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还多次得奖,累计售出一千万册左右,在改革开放之初国人大学英语的热潮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应当说《韦氏新世界大学词典》第二版是功不可没的。后来,1981年和1984年,我分别在美国克利夫兰和我国上海与《韦氏新世界大学词典》第二版主编David Guralnik会晤,向他表示诚挚感谢(当时中国尚未加入《伯尔尼公约》,所谓感谢诚口惠而实不至也)。”

二是《韦氏新世界大学词典》出版后,我们送给杨绛一册。不久杨先生回复,除了挑拣错字,她还说,当年钱锺书点评的《韦氏词典》已经是第十版了,你们怎么还出版第四版呢?其实《韦氏词典》创编于十九世纪,由于品质优异,持续畅销,后来许多书商编词典时,都打着“韦氏”的旗号,“韦氏”也成了“好词典”的代名词。有观点说,欧美最好的《韦氏词典》有三部,即《韦氏新世界词典》《兰登韦氏词典》《梅里亚姆—韦氏词典》,其中后者已经出到第十版,钱先生读的应该是这一本《梅里亚姆—韦氏词典》吧。

来源丨俞晓群 公众号

编辑 | 夏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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