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读书的经历，当然离不开购书。当年买书的方式有线上、线下两种：线上购书主要在京东、卓越、当当等电商；线下则主要是武大附近的邗江古籍书店与豆瓣书店。邗江的书更专，当时在这里买了几册“剑桥中国史”系列和古籍专业书，其中就有江苏古籍出版社“高邮王氏四种”中的《广雅疏证》，这是我买的第一本凤凰出版社的书，当时想不到若干年后自己会成为凤凰的一份子。

2015年，我进入武大古籍所古典文献学专业，师从于亭先生攻读硕士学位。武大古籍所是章黄学派重镇，以小学、文献学为特色，先后编纂过《故训汇纂》《古音汇纂》《中华大典·音韵分典》等工具书。

硕士阶段上过音韵学、文字学、《说文》段注、经学、版本目录学等专业课程。读研期间，我的专业研习过程不怎么快乐，进一步钻研传统音韵文字训诂之学与古籍对我来说有些艰苦繁难。

因此我较早意识到读博进一步做学术研究对我来说不是一条合适的道路，在研三就把精力投入撰写毕业论文和找工作上。不过，在武大古籍接受的学风熏陶与学术训练，对我现在的编辑工作助益颇多。

关于职业的选择，我没有过多犹豫纠结，原因是中文系的主要求职方向如公务员、中学老师、企业文字相关岗位等，都不是我兴趣所在；阅读是我长期的习惯与爱好，所以把求职范围定在出版社。当时不少出版集团来武大做招聘宣讲，有江苏的凤凰集团、广东的出版集团以及新经典这类图书公司；我也曾去北京和杭州投简历，参加各家出版社的笔试面试，其中包括中华书局。

后来，我通过了凤凰出版集团的笔试与凤凰出版社的面试，加上对南京的印象比较好，遂选择了凤凰这家专业古籍社。就这样，我从爱好古籍的读者转变为古籍编辑。

进入行业前，我对出版行业了解很肤浅。研三曾在武汉一家出版社实习，仅了解一些基本出版常识。当时还看了那部反映日本出版业的热门剧集《重版出来》，现在剧情不太记得了，倒是对豆瓣网上的一条热门评论仍有印象：“出版业要是真这样就好了。”就这样带着好奇与期待，我步入了图书出版行业。

2018年7月，我正式入职凤凰出版社，被分配到古籍影印编辑室。按社里惯例，新人实习期先接受半年的校对训练，由本社的一位资深校对前辈指导。转正后，在了解图书出版流程、熟悉OA系统、学习出版印制知识的同时，初出茅庐的我很快参与了《江苏艺文志（增订本）》《江南通志》等大项目的编辑工作。

在参编过程中，编辑室的资深前辈们传授了不少编校经验与原则：

此外，当时的分管领导、现在的社长吴葆勤先生很关心社里年轻编辑的全面发展，时常与我们交流。他询问我在武大本硕期间读书以及专业课学习情况，在得知我是古典文献学专业出身后，便建议我在工作之余注意阅读史部的书，如前四史与《资治通鉴》等，以弥补专业背景的不足。现在的总编辑林日波先生当时也经常与年轻编辑交流工作心得与编书经验，十分具体，有操作性。

2019年7月，我有幸参加“全国古籍整理出版编辑培训班”。主办方邀请古籍出版行业与学界诸多一流专家学者为我们授课，涉及古籍整理与出版的方方面面。

课程安排得十分用心，丰富且面面俱到。十天的培训学习，紧张而充实，收获颇多，尤其是结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同行，彼此交流不少。结业以后，不少学员之间仍保持着联系，在工作中互相请益。古籍培训班这段经历让我对古籍出版行业有了具体认识，对我的古籍编辑之路助益良多。

入职近一年半后，我通过出版编辑中级考试，意味着能在版权页“责任编辑”那一栏署名，可以开始独立编书了，这对所有的编辑来说都是职业生涯的重要时刻。

当时为了应对图书出版市场的外部形势变化，社里进行了部门改革调整，我所在的影印编辑室改为文史学术编辑室，出版定位与方向变化很大。新部门的郭馨馨主任经常向我们强调“编辑要具备出版全流程参与把控的意识与能力”，最终的目标就是要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编辑。很快，实践的机会就来了。

一天，分管领导吴葆勤把我叫到办公室，询问我在武大学习音韵学的情况，接着考我：“徒红切是什么母？”我有些猝不及防，反应了2秒后回答道：“定母。”他笑着点头：“对，是定母。”然后向我介绍起一套叫“宋元切韵学文献丛刊”的音韵学丛书，要交给我负责。凤凰社古籍项目采取的是“项目负责人”制度，由项目负责人从头到尾把控项目的方方面面，这一制度对编辑的综合能力提出了要求，很能锻炼人。

音韵学素有“冷门绝学”之称，冷僻艰深，我虽然上过课，但水平仅停留在了解最基础音韵学知识的程度，所以当时感到这一任务不轻松。之后和李军、李红二位主编沟通，对原计划收录的宋元时期切韵学文献书目与版本进行精简，选定《韵镜》《七音略》《切韵指掌图》《四声等子》《经史正音切韵指南》等10种切韵学文献。

此后，我与二位主编分工合作：主编负责保证各书稿的撰写进度，我负责书稿的出版相关流程。社里决定将此书申报次年的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于是我开始了第一次项目申报表的填写，这一工作繁杂而枯燥，我不时向有经验的编辑同事请教。

次年，此书成功申请到项目资助。进入到正式的书稿编辑环节，需要解决的问题与困难不少。比如复制底本的授权问题，尤其是《七音略》和《韵镜》《皇极经世观物篇·声音唱和图》《卢宗迈切韵法》这几种需要用到藏于日本各图书馆的底本，对这些内容进行商业出版，需要获得各馆藏单位的允许。与李军老师沟通后，他便联系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等机构，陆续获得了这些日本古写本韵书的影印出版许可。

音韵学书稿本来就不易审读，还出现了需要大量造字的情况，工作量实在不小。后来，作者团队那边又出状况，一位作者因故退出了其中一种的校注整理工作，好在最后由主编李红老师顶上，才不至于影响出版进度。

《丛刊》规模庞大，共8种11册，400余万字，书稿内容艰深、形式复杂，自2021年起陆续付印出版，直到近期才基本出齐，出版周期很长，这是古籍项目的普遍情况。出版社这边前后有三位责编参与项目的编校出版，主编与作者团队也兢兢业业，全力配合，前段时间和二位主编都不禁感叹此项目完成的艰辛不易。

从2019年项目启动，历时已五年多，这期间我与主编整理者、馆藏单位、排版员、校对、美编、总编办、出版科等各方进行沟通协调，把控项目进度。完成这个项目后，感到自己的能力得到显著提升，已经可以独立处理大多数的书稿。可以说，这个项目见证了我的一路成长。

从2018年入职到现在，将近7年，我主要承担古籍项目以及经学、语言学以及文学等领域的书稿。古籍项目与冷门学科的书稿面临着编校难度大、出版周期长，市场回报却不高的现状。

对此，在今后的工作中，在继续做好古籍项目的同时，我希望进一步提升自己，结合自身的专业特长，尝试策划做出一些受众更广的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史书籍，让今天的读者也能感受到古汉语文言文、汉字的趣味美妙以及古人那依然鲜活的思想与精神世界。

台湾导演杨德昌在电影《一一》里借剧中青年之口说道：“电影发明以后，人类的生命比起以前延长了至少三倍。”这正是书和电影这类“精神食粮”存在的意义，也是包括古籍编辑在内的无数图书编辑坚持、热爱出版事业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