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职业编辑的楷模、学者型编辑的榜样周振甫先生，人们最为熟悉也津津乐道的是他如何编辑加工钱锺书先生的《谈艺录》和《管锥编》，他撰写的那份近四万字的《管锥编》审稿加工意见，更是编辑培训学习的活教材。我这里要谈的，不是审稿意见和加工记录，而是周振甫先生的一份“出版说明”。这份“出版说明”也很好地说明了一流编辑应该是什么样的。
1977年9月，《李太白全集》（清•王琦注）全三册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和工作人员认为的，这是粉碎“四人帮”后中华书局出版的第一本像样的古籍图书，有着特殊的意义。此书前面长达10页的“出版说明”，落款为“中华书局编辑部”。
书的版权页和其他相关位置，也并没有标注责任编辑姓名。中华书局亲历此书编辑出版经过的当事人在回忆文章中，都明白无误地说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就是周振甫先生，并且是他执笔撰写了这份高水平的“出版说明”。
“出版说明”的内容之厚重、资料之丰富、论证之严密、文字之雅训，颇显撰写者的学术功力和文化底蕴。要说这套李白全集的出版，还与毛泽东同志有很直接的关系。
20世纪70年代前期，中华书局文学组的几个同事自发组织了一个《李太白全集》的点校组，请老编辑徐调孚先生参与其事（中华书局1971年版《柳文指要》的“出版说明”当为徐先生所写），周振甫先生则成了该小组“首席顾问”。
据参与点校者，后来担任过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的程毅中编审回忆，1976年7月，上级领导传达毛泽东同志要看李白的诗集，希望中华书局尽快印一个大字本送去。幸而点校组的《李太白全集》点校稿已基本完成，中华、商务联合出版社的领导就决定派程毅中先生负责定稿发稿。程先生写道：
为了赶时间，打出一卷清样就装订成册，陆续转呈毛主席。我和校对组的同志一起上印刷厂，加班加点，流水作业，连续三校至四校、五校，直到9月9日的深夜，我还在新华印刷厂加班，不知那时候毛主席已与世长辞了。周先生和家里的同志则审定最后一部分点校稿，发厂排版。接着由周先生再一次复核清样，重排一部小字本，公开发行。
这部点校本《李太白全集》是我们文学组同仁包括老组长徐调孚先生的集体成果，最后由周先生当了正式出书的责任编辑，“出版说明”也是他执笔写的，这是值得纪念的一段故事。第二年的9月，《李太白全集》公开出版算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华书局出的第一部比较像样的文学古籍（此前出的都是内部发行或名为法家著作的书）。那时候稿酬制度还没有恢复，参加点校的同志只拿到一部样书，却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文学古籍的正常出版工作又提上日程了。
注：程毅中：《愿作燃藜永发光——周振甫先生百岁诞辰书感》，张世林主编《想念周振甫》，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版。
毛泽东同志生前并没能看到中华书局的《李太白全集》点校本，但小字本的三大册太白全集却让千千万万普通读者受益良多。周振甫先生是怎样撰写“出版说明”的，他在自撰年谱和回忆文章中都没有提及。但仔细阅读这个“出版说明”，可以看出周先生为它付出的艰苦劳作和巨大心血。
在这个“说明”中，作者知人论世，由人及文及诗，鉴赏与史论相得益彰。勾勒李白的家世、个人的生平，线索清晰，要言不烦；探讨他的诗文创作，立足于作品与时代的关系，条分缕析，例证恰当；探究其思想发展和个人局限，有理有据，点到为止。对于李白文学创作的特点、贡献和历史地位，周先生几句话就概括得十分清楚：
“李白的诗歌创作，在反映生活的广度、表达思想的深度和艺术创作的高度上，都有杰出成就。尤其是积极浪漫主义的精神，在唐诗中最为突出，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巨大的影响。”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这篇说明文字虽然作于“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之时，但几乎没有极“左”遗留的时代痕迹。可以说，这是一篇非常全面又十分精粹的导读文字。
至于对《李太白全集》各种版本的评介、此次所用王琦注本的优缺点，以及点校中的创新性工作，“出版说明”都做了很好的交代。这种看似“编辑辅文”的琐碎工作，是很考验撰写者版本学、文献学和古典文学功底的。我们先来看看谈历代李白集子注家情况的文字：
李白的诗文集注，传世的有南宋杨齐贤注的《李翰林集》二十五卷，元代箫士赟删补杨注而成的《分类补注李太白集》二十五卷，有明代胡震亨的《李诗通》二十一卷。以上三家都只注李白的诗，到清代王琦注《李太白文集》三十六卷，才是李白诗和文的合注，是李白诗文集中最完备的注本。
王琦，字琢崖，清代钱塘（今浙江省杭县）人，是清代乾隆时的有名学者。他花了几十年功夫专心致志来注李白诗文。他还有《李长吉歌诗汇解》五卷，并帮助赵殿成注释《王右丞集》中的佛教典故。这三部书的注释，当时就极有名。
三家注中开创的杨注，繁琐而有错误，箫注仍嫌繁芜而有疏漏，胡注对乐府诗阐发较多，有发明，在典实上注得极少，只注前人误注漏注的地方，王注汇集了三家注的长处，改正了他们的错误，补充了他们的疏漏，注释体例也很严谨，但引文不免稍繁。王注辑录有关李白的资料，比较丰富，可供研究者参考。
王注虽有这些优点，但也不免有考核欠精的。如《蜀道难》，胡注已经指出“自为蜀咏，言其险，更著其戒”，不信箫注认为“讽玄宗幸蜀之非”（见一六八页）。王注还兼采两说，他的识解就落在胡注之后。在注释方面也免不了有疏漏。王注虽有不足处，但他的详尽的注释，对我们理解李白诗文还是极有帮助的。
周先生对李白诗文集的历代注家、多个注本，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周先生对某家注有何优点、特点，又有什么不足，相互间有何关联，简要评说，论而能断，令人信服。在“出版说明”的最后，他对点校所用王琦注本的使用和完善也做了清楚阐释：
王注的《李太白文集》不止一个本子，较早的本子，王琦序作“尝读钱蒙叟、顾修远诸家杜注”，另一本把“钱蒙叟”改作“张迩可”。钱蒙叟即钱谦益。这跟《清诗别裁》初印本子的注也稍有不同，如一本卷六《豫章行》注末无“胡震亨曰”一段，另一本有，多三百数十字。又卷二十二《郢门秋怀》“岂见三桃圆”，另一本注：“胡本作‘桃三圆’。”又“朔风正摇落”，另一本注：“《楚辞•九辨》：‘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这两个注，较早的本子里也都没有。本书即据较晚的本子排印。
这次排印，加了标点，把注音移入正文内，注文加上注码，分开排。改正了原刻的一些错字，如卷二二《入彭蠡》注五，原作“木华《海赋》”，据《文选》改作“郭璞《江赋》”，卷四《独漉篇》注三“鲜白不辨其形”，“形”字原脱，据引文补。又黄锡珪《李太白年谱》中辑有李白的三篇文章，为王注本所未收，作为附录补入。又王注本的目录，根据杨、箫注本，但删去杨、箫注本的十九目改称古近体诗，那就看不出分十九目的用意。现在在本书中缝古近体诗下分别注明十九目，以便检查。另编篇目索引附在后面。
“出版说明”作为由编辑部出面组织编纂的图书或丛书置于书前的说明文，意在向读者说明该书和该套丛书的编写缘起、出版方针、编辑意图以及编辑出版过程等。如果是古籍，版本来源、整理校勘情况等更是必备内容。周振甫先生从事编辑工作数十载，责编、审理了数以百计甚至更多的各种书稿，其中一部分书籍包括古籍的“编辑辅文”当出自他之手，但像《李太白全集》中的“出版说明”这样明确判定由他执笔者，至今我们还知之甚少。但仅此一篇，已可让后辈一睹其学者型编辑与一代文史大家的精神风范和学人本色！
写就此文，就教于周先生孙子海涛兄，他提供给我老人家生前创作的两首与李白相关的遗作（未曾发表过），转录于此，作为本文结尾：
《读题李白乐府与古风》二首：
其一：
卓识深谋说帝居，青莲乐府后谁如？
伤心一阙《远离别》，敢刺君王龙变鱼。
（遗稿自注：“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
其二：
野草惊看血染红，莲花山上把芙蓉。
豺狼冠冕知谁予，白骨千霜有古风。
（遗稿自注：太白“流血被野草，豺狼尽冠缨。” 编者注：自注“流血被野草”一句，出自《古风·其十九》，“被”一作“涂”。）
作者 | 范军，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 | 出版六家
初审 | 夏国强
复审 | 邢自兴
终审 | 赵玉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