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苏“蜜月期”到当前的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中国媒体对这个最大邻国的报道也存在着诸多习焉不察的错误。有些错误虽已逐渐被认识，但纠正尚不彻底，媒体仍须努力。
苏联著名作家、《静静的顿河》的作者肖洛霍夫的“肖”字，也常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如1958年某报《伏契克的形象搬上银幕 萧洛霍夫新作拍成电影》。2018年某网站文章《村上春树为什么读了三遍〈静静的顿河〉》中也多次提到“萧洛霍夫”。
“萧”“肖”混为一谈，与中国内地（大陆）在20世纪70年代推行第二次简化字有关。根据规定，“萧”字的所有义项都被合并到“肖”字中，所有“萧”姓被写为“肖”姓。在“二简”被正式废除之后，由于户籍管理部门的相关规定，更改姓氏异常困难，因此很多人保留了“肖”姓。未受“二简”影响的香港、台湾地区和海外华人中基本不见“肖”姓，也间接地佐证了这一点。
有的俄语名字写法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错误，但至少不够简洁。如在国际新闻中，含义为“年老的男子”的“翁”字，多用于尊称成就非凡且姓氏较长的长寿者，如“俄国革命的镜子”托尔斯泰等。
使用“翁”字不仅可表达敬意，而且可简化标题、增加韵律美，如《人民日报》2009年6月2日《书写莎翁大文章》和2013年3月11日《莎翁戏剧进小学》，两个标题都符合七言诗的韵律美。但很多文章作者缺乏这样的意识，如2014年某网站《俄国首位战地新闻记者托尔斯泰笔下的克里米亚战争》，标题冗长到23字。俄罗斯近现代文学史上有三位著名的“托尔斯泰”，但“托翁”专指寿命最长（享年82岁）、成就最大的列夫·托尔斯泰。使用“托翁”二字，不仅比“列夫·托尔斯泰”节省了5字空间，而且与其他两位同姓者区别开来。
国际新闻报道中另一个习焉不察的重大错误虽然“走”出了俄罗斯国境，但也是沿袭苏联时期的用法，故一并纳入本文的剖析范畴。2020年某网站《外高加索三国确诊病例增至2453例》中的地名“外高加索”，应改为“南高加索”。同样，2019年某报《不断扩大开放的中国对世界充满吸引力》一文中的“外高加索地区”，也应改为“南高加索地区”。
高加索指位于里海和黑海之间的大高加索山脉和小高加索山脉所在的广阔地区，面积约44万平方公里，包括俄罗斯西南部以及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3个国家。苏联解体前，整个高加索都在其领土范围内。
“外”是与“内”相对的，是以“内”为中心的延伸，也是“内”自我中心主义的表现。既然俄罗斯境内的高加索部分并不叫“内高加索”，这个“外高加索”似乎也失去了源头，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也让格鲁尼亚等3国真切地感受到了地名的歧视性。有些媒体想当然地视“外高加索”为“南高加索”的同义词，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地域歧视。
大高加索山脉为西北-东南走向，格鲁吉亚等3国大致位于大高加索山脉的南端，因此“南高加索”的表述可以说是不二选项。这不仅体现了纯地理概念，而且与俄罗斯境内的“北高加索”形成了呼应。事实上，中国有些媒体就使用了“北高加索”和“南高加索”概念，如2013年11月11日人民网《普京晚会发言:维护北高加索稳定代价高昂无捷径》等。
与横向混淆的地理错误相比，纵向穿越则是对历史无知所致。2017年某报文章《“俄版教父”涉腐被捕 彰显俄罗斯反腐决心》提到的“俄联邦加盟共和国总统”，则颇有梦回苏联之幻。苏联的全称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即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乌兹别克、土库曼、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摩尔达维亚（1991年独立后改为摩尔多瓦）。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实行的是联邦制，目前由80多个联邦主体组成，包括联邦直辖市、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州、自治州和自治区等，根本不存在“加盟共和国”这样的表述。
2019年某报文章《〈红莓花儿开〉讲述跨国情缘》提到的“红莓花”，是一个流传半个多世纪的“经典”臆造译写，用来刻画通晓汉俄两种文化的著名翻译家李英男教授尤为不妥。
《红莓花儿开》是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中的插曲，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我国十分流行。但遗憾的是，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红莓花”这种植物。歌词的译者孟广钧先生也坦言，这种花是杜撰出来的。
“红莓花”（калина），中译名为“荚蒾”，属忍冬科荚蒾属多年生灌木或小乔木，枝叶扶疏，花美果红，常用来装饰公园和庭园，也象征纯洁而热烈的爱情。不仅如此，对于通常为白色的荚蒾花，“红”这个形容词也是译者主观强加。因此，歌曲的正确译法当为《荚蒾花儿开》。
同样令人遗憾的是，2016年第7版《现代汉语词典》仍未收录汉字“蒾”和词组“荚蒾”。有人认为，“荚蒾”两个字生僻，没有“红莓花”浪漫。其实，这只是个适应和习惯问题。“荚蒾”二字虽不太常见，但可读偏旁，也有助于了解歌词及植物文化。否则，若将“红莓花”直译为俄语，俄罗斯人肯定是一头雾水。
令人欣慰的是，同一种植物，国内报道都使用了规范表述，如《成都植物园荚蒾花盛开春游赏花正当时》等诸多文章。即使对待俄罗斯的“红莓花”，国内也已开始纠正，如网上歌曲欣赏《荚蒾花儿开》等。对于熟知“红莓花”的读者而言，尽管荚蒾花略显“生硬”，但臆造的“美丽错误”也应予以更正。最初可将荚蒾花加注“过去错译为‘红莓花’”，随着时间的推移，可逐步略去加注内容，最终回归正确的译写。
另一首著名的苏联歌曲《山楂树》，在中国同样是以讹传讹。该歌曲本来叫《乌拉尔的花楸树》（《Уральская Рябинушка》）。
花楸树在俄罗斯文化中象征着柔弱的女性，其红色果实象征着爱情，正如我们将红豆视为“相思豆”一样，而山楂树及其果实则没有这些美好寓意。将花楸树译成山楂树，就如同把桃树说成梨树一样荒唐。
遗憾的是，《山楂树》在中国错了半个多世纪后，又被2010年上映的《山楂树之恋》“坐实”：两个中国青年因为喜欢歌曲《山楂树》，便以山楂树、山楂花、山楂红为信物，谈了一场爱情。这个片名若被直译成俄语，俄罗斯人肯定是莫名其妙。
令人欣喜的是，无论错译多么“深入人心”，总有媒体能直面现实。《光明日报》2012年11月20日就以《山楂树？花楸树！》为题进行了反思和探讨。网上陆续有“《山楂树》又名（或原名）《乌拉尔的花楸树》”等文章。经过逐渐的过渡，相信最终会还花楸树以清白。
跨越国界的遐想：
苏俄旗帜上的“斧头”是从哪里来的？
还有些错误，似乎很少有人意识到。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一个跨越国界、几乎约定俗成的“经典”错误，也可以说国内错误在国外的延伸。
在2007年某网站《俄议会投票通过在俄罗斯军旗上恢复镰刀斧头图案》文章中，“斧头”属臆造，应改为“锤子”。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党旗图案曾用过镰刀斧头。毛泽东《西江月·秋收起义》诗中的“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即为例证。在一些根据地，还出现了“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的著名楹联。1933年，中共中央决定将“斧头”调整为“锤子”，1945年正式固定下来。
为何做这一改变呢？斧头，通常是木匠、伐木工、消防员使用的工具，主要是手工业者的工具；而锤子，除了城乡间的小铁铺外，更多的是大工业中的产业工人所使用，如钳工、钣金工、锻工等，因此也更多地代表着当时的先进生产力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工人阶级。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徽采用镰刀锤子做标志并代表工农联盟，无疑是最科学、最恰当的。
因此，说“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徽是镰刀斧头”是正确的，但由此认定“苏联党旗使用过斧头”则纯属想当然。原因也很简单：
当时俄国资本主义工业水平已达到相当的高度，锤子是俄国产业工人手中常用的代表性工具，因而很自然地被设计到党徽中，用以代表工人阶级并体现俄国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正因如此，苏联人和俄罗斯人自身不会犯这样的表述错误。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党旗虽借鉴了苏联，但早期又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进行了创新性修改。在国际新闻报道中，有的文章还配了图，图上的镰刀、锤子一目了然。如此仍将其描述为“斧头”，明显是图不对文。
与“斧头”的臆造相比，“锤头”则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2020年某网站文章《全球仅存苏维埃国家，国旗国徽依然是镰刀锤头，国际社会却不承认》中的“锤头”，当改为“锤子”。该文讲的是“德涅斯特河左岸共和国”——从摩尔多瓦分离出但并未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国家”。锤头形状可以像羊角，也可以是楔形，其功能是拔出钉子，但只是整个锤子的一部分，因此应用体现整体作用的“锤子”为妥。
此外，俄罗斯航空公司继承了其前身苏联民航总局的徽标，也采用了锤子和镰刀图标。配有这一徽标的某网站2020年文章《为什么俄罗斯空姐戴镰刀斧头》，明显是图文不一、各说其话。
作者丨陈效卫
来源丨 青年记者杂志 公众号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2年第15期
编辑 | 夏国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