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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质检实例来看编辑“要有”四原则
发布时间:2021-12-16

本人选取近期审读的一本书稿作为质检样例,和年轻编辑谈谈准确识别差错的办法。这本图书内容主要是简述某市一些古今名人的生平。书稿内容时间跨度较大、涉及历史面比较广。对编辑而言,处理此类稿件应该既简单又劳神。说简单,是内容形式“整齐划一”,编辑不必过多分心;而说劳神,则指对所涉及的历史驾驭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质检结果很不乐观,无法圆说的“硬伤”较多。我们该如何去改变这种状况呢?于是简单总结了编辑“要有”四原则——

 

要有丰富的知识

 

知识是个极其宽泛的概念,一般讲主要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按照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中给出的定义,就是“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质检实例: 

①“今呼和特市”(呼和浩特市);

②“他于1948年迁居北京”(1948年叫北京吗?);

③“‘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三座大山”(官僚资本主义)。

 

虽然所涉的知识点过于简单,但也足可以使得多多掌握知识的重要性初露端倪。对编辑而言,可见丰富的知识是多么“必须”与紧迫。

 

笔者由此几例还能深深地感受到,学识与辨错效果二者之间应该是存在因果关系的。如让用“只有…...才能…...”造句的话,笔者会说“只有丰富自己的知识,才能得到好的辨错效果”。再说理论些,编辑的价值绝不仅仅体现在对出版规定、规范的熟知和语文功底如何,更多的也在于广博的知识面和丰富的知识量。

 

要有得当的查错方法

 

鲁迅先生所说编辑“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中的“技巧”就应该是这里所说的查错方法了。

 

质检实例:

①“元显二年”(天显二年);

②“六辅六年”(天辅六年);

③“明昌七年(1195)”[明昌七年(1196)];

④“大定二十五年(1185)”[大定二十九年(1189)];

⑤“光绪十五年(1899)”[光绪十五年(1889)]。

 

这类错误为什么屡次三番地被遗留下来呢?主要原因恐怕在于看稿的方法不得当,具体说就是在看稿时没能做到审视全局,注意力只顾被动地随着字面走,头脑中没有建立起前后文比对的概念。这样焉能不漏错呢!此类的差错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容易发现的,注意前后对比核算就可以了。

 

在前后都有年号(公历年)标记的语境下,这些表述无形中就彼此构成了局部范围内相关联的知识链,而这些知识链就是编辑所需知识的“小气候”。这就便于我们在这个“小气候”中进行对比、做出判断,以至于可以辨错“全不费功夫”。

 

书稿中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况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即前后所述相抵牾、不能自圆其说,如本清样中的:

①第48页说晚清的左宝贵将军在平壤是被日军开枪击中而壮烈殉国的,不过到了第55页,则变成了是被日军的炮火击中的。

②同一页中,在“洪福源”的词条中,说“由于有人诬告其企图谋反,元朝皇帝错杀了他”;可在“王綧”的词条中又另有说法:“在与洪福源争夺高丽降民的管理权之斗中,王綧虽派人杀死了洪福源,却未受到元廷的追究”。我们对此总应该犯疑:洪福源被元朝皇帝错杀了之后,又被王綧派人接着杀,这不可能吧!

 

这样的问题应该是离不开特别的辨识方法了,因正常“走读”是不易察觉的,除非很清楚这段历史。本人应对这种问题的“特效方法”是在看稿时做有意记忆,以期达到看到与前述不一致的内容时就能立马反应过来并看出是否相抵牾的目的,“有比较才有鉴别”!

 

要有认真负责的精神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可以查错、灭错为己任的编辑不但不允许“怕”,而且还必须最讲这二字了。

 

质检实例:

①“消防科研究所”,这是啥单位啊?不伦不类的。用全称就得是“消防科学研究所”,用简称则是“消防科研所”吧!

②“×××,奉天人人”,多了一个“人”字。

③“…等邻儿童也都来本村上学”,少了一个“村”字。

 

这样超低级的错误都看不出来,不能说看稿时很认真了。这不禁让人感慨:既费心看了,又搭时费力的,可效果并不好!现实工作中常常出现这样辛苦编校后,但书稿质量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人们往往批评编校者不认真、不负责任。应该说这是漏错的主要因素。但笔者也认为除此之外肯定还有学识不够的因素在起作用。理由倒也简单——虽然很认真、心无旁骛地看,可怎奈知识有限,与差错的“层次”不匹配,看到差错也只能是“不识庐山真面目”、“见错不错”了。这一点在笔者质检实践中可以得到充分的印证。也就是说,对编辑辨错而言,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与丰富的知识量是缺一不可的。

 

由此表明,很多时候即便有认真负责的精神,对辨错、纠错也是无济于事的,这就恰巧与前面所谈的编辑“要有丰富的知识”之说挂上钩了。当然,没有认真负责的精神,也同样不好使,二者相辅相成。

 

要有眼脑并用的思维习惯

 

编辑要养成眼脑并用的习惯,否则很多时候虽然眼睛看到了,但思维没跟上,还是发现不了问题。道理倒也很简单——“看东西的是人,而不是他们的眼睛”。(美国哲学家汉森)而恩格斯则说得更到位:“除了眼睛……而且有我们的思维活动”。看看,都强调了思维的不可或缺性。以挑错、消灭差错为己任的编辑,就更该如此吧!

 

质检实例:

①“嘉庆八年(1803)秋,盛京将军受命迎来了由内务府选定的迁回盛京城的70户宗室。这些人于嘉庆十八年(1813)秋返回了盛京”。无论所述对错与否,但10 年前就着手迎接,且这些人也整整走了10年才回来,总是让人生疑不合情理。原说对错定不了,可总该对其产生疑问并提交作者处理吧!

 

②“…×××不幸病逝”说的是曾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和苗族、回族反清起义的刽子手,这“不幸”用的就很成问题了——阶级立场问题。至少属于用词不合适吧。

 

由此可见编辑工作就需要“眼脑相长”。上述问题的遗漏,可以表明:

 

一是在编校的过程中,我们还未能做到“眼脑相长”,即虽然眼睛看到了,可思维却没能及时跟进,只能是书稿内容的忠实阅读者,以致对差错视而不见。由此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劳动创造一切价值,思维决定编校效果”。

二是编校的任务绝非挑挑错字(词)、标点,规范格式、版式等技术性问题那样简单、单一,绝对可说是项“系统工程”了——“消除一般技术性差错,防止出现原则性错误”(《图书质量保障体系》)!笔者理解,从政治层面讲,要杜绝书稿中出现《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二十六条所禁止出现的11项内容;从技术层面看,要纠正“知识性、语法性、逻辑性、事实性”差错;在改稿的效果上,要做到《图书质量保障体系》中所要求的“使稿件的内容更完善,体例更严谨,材料更准确,语言文字更通达,逻辑更严密”。说白了,就是没有什么方面不需要我们关注的,什么差错都要管!而要管,思维总是必不可少的。

 

亚里士多德认为,成德与成恶之因,皆在于行为和习惯。这样说来,看稿时不注意深入辨析、思考之行为,是不是也是长期养成的一种看稿习惯呢?只不过是一种不佳的、对工作无益处,而且需要改正的行为习惯而已!

 

如果把编辑的工作能力比作火,而把以上所谈的编辑“要有”四原则比作柴的话,那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如谚语所讲——爱火不爱柴,火从哪里来?当然,这个比喻得建立在该“要有”四原则成立基础之上的。否则,本文所谈就是零!

 

作者:米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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