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校对在校雠和校勘之中孕育，诞生于活字印刷术之后。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校对的方法和功能也从“校异同”提升为“校是非”。一名合格的校对人员需具备知识、政治、心理等方面的素养，才能确保出版物的质量，实现文化传承的价值。

 

一、校对的词源历史

 

       中华文字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商朝晚期的甲骨文，即用于占卜记事而契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校，形声字，从木交声，本义“木囚”。木囚是古代的木制刑具，如枷、桎梏，都是两片对合囚人的，古代学者借这个“对合”义来表示“比勘”“订正”，于是有了“校书”这个概念。

       在中国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最早的校事，是距今约2800年的西周宣王时期正考父校正商王朝的《商颂》，记载在传为春秋时期鲁国太史左丘明编写的《国语·鲁语下》中：

       “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

       从此，对古籍进行文字比勘活动就称作“校”。

       正考父之后，最有名的校书人是孔子。孔子是正考父的七世孙，他继承了先祖的传统，编校了被后世尊为“六经”的《诗》《书》《易》《礼》《乐》和《春秋》。

       西汉成帝时期，为了搜集秦朝焚书后的残书典籍，刘向奉朝廷之命，专职领校经、传、诸子、诗赋等宫中藏书，并在校书的基础上写成《别录》，并提出“校雠”这个概念。

       南北朝时期，学者们将“校雠”分为“广义校雠”与“狭义校雠”，并用“校勘”这个词来表示“狭义校雠”，专指文字比勘订正。“校勘”的“勘”，取“甚力”的含义，表明校书工作当下大功夫花大气力。所以，文字学家将“校勘”定义为“覆定”，即再三校核而后定。

       由“校”到“校雠”到“校勘”再演变为“校对”，反映了中国出版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说明了编校分离是出版生产近代化的产物，是历史的进步。

       孙培镜在《汉文字校雠的源流与传承》一文中，从萌芽期、奠基期、全面发展期、高峰期、分流期和更新期六个阶段细致地阐述了校对的发展历程，为我们了解校对的历史由来提供了实践的理论基础，以期从中国源远流长的校雠史上“双校”的消长变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以高度负责的态度丰富、充实“他书”。

 

二、校对的基本方法及功能特点

 

       （一）基本方法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我国，校勘界和校对界普遍认同的校对方法是现代史学家陈垣在《校勘学释例》一书里所提出的四种类型：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

       对校法，如陈垣所说，“对校者，即以同书之祖本与别本对读”“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便是对对校法含义作出的一个十分明朗的解释。

       比照原稿核对校样，发现校样与原稿的异同并改正排版过程中的差错，使校样和原稿上的文字、符号、图、表、公式以及版面格式相一致，是校对工作最基础的工作，需要十足的认真和细心。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校对实践中，主要有折校和点校这两种方法。折校，是将每一页校样夹在两手指间压在原稿上面，逐字进行比对，逐行进行折叠。此方法可提高专注力，保证原稿的异同，主要以核对文字为主，不利于校是非；点校则是将原稿放在校样上面，先看原稿再看校样，逐字逐句进行比对，此方法便于全面发现原稿上的各处修改标记，不容易集中注意力，容易出现漏校、误校等。

       校对人员可根据具体的书稿情况灵活地选择上述方法，只有熟悉、掌握排版差错的规律和工作的技巧，才能在校对活动中快速、准确地猎错。

       本校法，是在脱离原稿的情况下，在一校、二校、三校已经排除大部分排版差错的基础上进行书稿的通读，依据书稿内在的联系、上下文的互证比较发现问题、修正差错、提出疑问的方法。

       可通过书稿目录与正文，文字与图片、表格，正文与注释比较是否一一对应，进行前后互校。通过本校法可以发现原稿中对校法发现不了的差错，弥补原稿的阙漏，从而提高书稿的质量。

       他校法，是在对校样内容存在疑问，无法准确判断时，利用与书稿内容相关的其他权威文献，例如各类工具书（《现代汉语词典》《辞海》）、法规（《著作权法》）、标准规范（《作者编辑常用标准及规范》《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等，来判断书稿的差错正误的方法。

       通常与本校法交叉运用，其主要功能在于释疑，解决文字、引文、文献、数据、史实等类型的问题。因此，这个方法的实践需要校对人员对各种文献、资料的反复取证来核实正误，熟悉有关的权威工具书和法规、标准规范，才能准确释疑解惑。

       理校法，是本校法发现的问题一时无参考文献查询时，要通过推理分析做出是非判断的方法。理，即推理、理解，从分析字词的含义入手或运用逻辑推理进行判断，提出疑问，交由编辑解决。

       以上四种基本校对方法各有各的特点和适用的校次，应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应用。而随着出版方式、校对方式的多样化，也必然会衍生出一系列的标准与之协同发展。赵连志在校对实践现象中归纳出三条校对学原则——标准化原则、错误无穷尽原则、高效率原则，可以说从本质上揭示了校对的基本属性。同时其从原则中抽象概括出的逻辑、形象思维、直觉思维一致等原理，如运用逻辑一致原理主要可以用来校对科学技术作品（包括社会科学作品和自然科学作品），对具体的校对和教学实践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出版业进入数字化出版时代，即出版生产电子化。目前市场上有以黑马为代表等多种优秀的校对软件，校对速度比人工校对更快，在查找错别字、成语等方面的字词错误正确率高，为校对工作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手段，大大提高了校对工作的效率。

       但是校对软件只能作为一种辅助工具，而不能取代人工校对，就如中国版协校对研究委员会主任周奇先生在《中国出版》上撰文所说：

       “计算机校对的本质，决定了只能处理可以形式化的东西，而汉文字的形式符号是有限的，自然语言更不可能彻底形式化，校对软件所采用的语言模型不可能同自然语言完全吻合，所以计算机校对软件查错能力是有限的……”

       在这一新的形势下，要求校对人员也必须紧跟互联网时代的发展，熟练掌握Word、方正等校改软件，加强对新技术和新媒体的学习与应用，使校对工作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二）功能特点

       1958年，湖南长沙近郊金盆岭西晋墓内出土了一件青瓷对书俑。两俑头戴进贤冠，身着交领长袍，相对而坐。中间置书案，案上有笔、砚、竹简等物件，一人执笔在板状物上书写，另一人手执一板，上置简册，两人若有所语。根据俑的衣冠特征、人物神态，以及案上的文具，两俑应该是文献中记载的校书吏，称之为“校雠俑”。

       这是一千多年前校书的实况，栩栩如生，就如西汉时期编校大家刘向在《别录》中说到古时校书的情况：

       “雠校，书二本，一人观，一人读，视作怨家，故曰‘雠书’”。

       刘向这一概念的提出生动形象地向我们展示了校对的两种基本功能——校异同，校是非。沿用至今的现代校对专业术语——“校异同、校是非”这两大功能的概念是清代的校雠大家段玉裁在对两千多年的校雠经验总结下所提出来的，是对刘向的“校雠”一词内涵的扩展。

       在他看来，“校异同”是“照本改字，不讹不漏”，而“校是非”是“定本子之非”。到当代，校对研究委员会顾问孙培镜最先从古代校雠学引入“校异同、校是非”的概念，同样为其赋予其新的内涵，作为表述现代校对功能的基本形态。

       他在《校对主体、校对功能和校对者的责任》一文中指出现代校对的基本功能有二：校异同以消灭排版差错，校是非以灭原稿差错。这一为现代校对功能的定位，准确而全面地阐释了现代校对的性质、任务、方法，反映了校对活动的客观规律。

       （1） 校异同

       校异同是以原稿为唯一的依据对校样逐字逐句进行核对，找出异同，若同，则以原稿为准订正校样；若异，则可能是书稿在排版过程中发生差错，如文字异同（漏字、错字），符号，图表，则要“据异同而定是非”，经过一番比较分析后选择更恰当的进行订正。这个过程主要是在于保证原稿内容完整呈现出来，尊重原稿，对原稿负责。

       （2） 校是非

       校是非不同于校异同，是校对人员凭借自身知识或经验或文献资料来判断原稿内容的正误，若确认其内容为“是”，则通过；若“非”，则可提出疑问交由编辑进行处理。这个过程与校异同相比难度更高，因为校异同只是针对字词句、版面等的形式上的错误，而校是非则是要对稿件内容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解，目的在于纠错增值原稿，即提升原稿的价值。

       孙培镜认为现代校对是从古代校雠演变而来的，两者虽有区别却有联系具有内在的传承性。首先，校异同、校是非两者都是以消除书稿的差错为目标；其次，校是非中包含有校异同，两者紧密相连，相互补充，任何一方都不可偏废，否则成书品一旦印刷出来，对读者、对社会都会产生极大的误导。这就如段玉裁所说的：

       “不先正底本，则多诬古人而不断是非，则误今人。”

       因此稿件在印发之前，校对人员要将差错一一消灭，当好“异”“非”的猎手，为后人做善本。

       数字出版时代的到来使稿件电子化成为我国出版业的发展趋势，原稿与校样合二为一，作者的差错和排版产生的差错也合二为一，电子文本的出现使校对往往看不到原稿的文本，因此无原稿比对成为现代校对人员需要面对的主要校对方式，不再是在校样上机械地校“异同”，而是要采用人机结合或通读的方法判断、分析、推理出电子书稿上的“是非”差错。

       校对客体的一元化，使得校对功能也随之发生变化——以“校是非”为主，“校异同”为辅，这是出版现代化、数字化的必然结果。

       除了以上两种现代校对的原生功能，孙培镜在《试论现代校对学体系的若干板块》一文中还提出了校对的其他三种派生功能——

       校对监检功能，主要是对编辑工作、录排工作的监检。前者为校是非功能所派生，后者为校异同功能所派生；

       校对学习功能，表层意思是通过大量校对阅读，学习到很多知识，往更深层次上讲是从校对疑错，到校对质疑，再到校对排疑的无数次循环往复过程中的学习，“校学相长”；

       校对审美功能，校对主体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成功的校对行为，即挑出了错的行为，对象化为自己的审美客体，并加以欣赏，从而获得“一丝窃喜”或“一股惊喜”的美感，是心灵美的体现。

       他表示这五大校对功能中，校异同和校是非为两个原生功能的发挥，是其余三个派生功能赖以发挥的前提条件，后者又是前者得以充分发挥的可靠保障。通过孙培镜对校对基本功能的补充和阐释，我们也可以从中发现校对功能的提升和发展，不仅是对校对主体自身价值的一种提升，同时也是对编辑疏漏的工作的弥补和完善。

 

三、校对的地位和作用

 

       在20世纪80年代乃至90年代初期，出版界对校对的价值普遍存在一种偏见，即“校对是字对字，是简单劳动”“校对不创造财富，少一个校对就少一份负担”“认得字的都可以干”，加之随着出版数字化，校对地位的现状更加令人担忧。

       但校雠史学者蒋元卿所云：“校雠一事，似易而实难，似粗而实细，不明校雠之法，固不能为功；然即有精密之法，若不悉古书致误之由，则亦无以施其技。”则是对以上偏见的有力反驳，古代校雠和现代校对绝非为一种“简单劳动”，而是一项富有文字性、学识性、技术性的创造性劳动。

       南宋诗人陆游说：

       “错本散满天下，更误学者，不如不刻之为愈也。”

       简言之，即出错书不如不出书。清代学者顾广折说：

       “诬古人，惑来者。”

       短短六字，也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出错书对作者和后世的读者产生的巨大危害。到了近代，鲁迅指出：

       “校对和创作的责任是一样重大的。”

       他把校对摆在与创作等同的地位，给出版过程中的校对环节以明确的责任定位，而责任定位同作用定位是一致的。

       在书刊出版生产流程中，校对处在承前启后的环节，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着出版物的质量和效益。列宁十分重视校对工作，他强调：

       “最重要的出版条件是保证校对得很好。做不到这一点，根本用不着出版”。

       凡此种种观点所述，无不道出了校对的重要价值——是编辑工作的延续，是编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编辑工作的补充和完善，因而是极为重要的出版条件，始终是出版物质量的重要关口之一，承担着纠错、灭错的重要使命。

 

四、校对人员应具备的素养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校对人员要把提升各项素养、能力融入出版的各个环节，贯穿于整个职业生涯，在校对理论中沉淀总结，在校对实践中守正创新，从容应对出版业态的新挑战，真正做到成为图书质量保障体系的最后防线。

       （一）知识修养

       语言文字是校对人员一项首要的基本功。《咬文嚼字》原主编郝铭鉴先生提出“校对工作者要具备语言文字优势”，他认为编校人员在语言文字方面应当具有相对优势。这是从校对工作的性质对校对人员提出的要求。周远成认为，必须会学、多识、掌握、练笔，以此不断提高自己的语言文字能力和素养，培养自己的语言敏感力。

       其次，要熟悉语言文字、图书版面格式等各种规范，掌握出错规律，能对此类形式上的错误有较强的辨识力。

       再次，要熟练利用各种校对方法和工具书，在实际的校对活动中灵活、综合运用，不断汲取、积累各种知识，快速、系统地形成自己的知识结构。同时，校对人员需要具备广博的知识，做一名“杂家”，对不同学科的基本知识都要有所涉猎。

       （二）思想政治修养

       出版物是党重要的思想理论阵地，因此把好政策关、质量关是校对人员的题中应有之义。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的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这是我国出版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

       在工作中，校对人员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熟悉并掌握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对书稿内容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明辨是非，从而保证出版物的政治性和准确性。

       （三）心理素养

       校对是一项单调、枯燥、繁杂且注意力容易被干扰的工作。外界的各种环境都会或多或少地对校对人员产生影响，从而会无意识地忽视部分稿件内容。

       鉴于此，校对人员必须练就良好的心理素质，增强校对的职业责任感，培养热爱校对工作的兴趣，树立对读者负责、对社会负责的理念，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以“猎错”为乐，提醒自己不要分心，自觉排除干扰，保持良好的心态，专心致志投入到校对活动当中。

       同时，可以对稿件的量按时间段进行合理、灵活地安排，劳逸结合，对书稿的进度“心中有数”。

       （四）情商修养

       泰戈尔说过：“任何领域的成功者，都有与众不同之处，那就是他们有较高的情商。” 校对前承编辑工作，又为后续的书刊印刷创造条件，其任务就是挑编辑的错、挑排版的错、挑作者的错，要“得罪”的人不少，其间会产生一些矛盾，这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如何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对校对人员来说显得极为重要。

       首先，校对人员自身须严格要求，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每一份稿件；其次，有疑问虚心请教，秉持互相学习的态度，编校相长，取长补短，最大限度地发挥“对编辑工作的补充和完善”“把一切差错消灭在图书出版之前”的作用，保证书稿质量；最后，保持简单平和的心态，沟通时尊重对方，处理好与同事等人际关系，为自己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从而更好地施展自己的才能。

       （五）数字校对修养

       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给传统校对工作带来了新的变革，使之转变为当前网络时代下的现代校对。校对人员要继续巩固传统校对工作的知识结构，在此基础上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术，积极探索和实践适应新时代的校对工作方法，如学习数字编排技术以掌握电子稿出错规律，特别是要学会使用一些校对工具，建立自己的校对库，充分发挥其智能特性，提高校对的效率，以此适应社会和出版变革的需要。

 

参 考 资 料

 

       [1] 周奇.校对的基本理论与实践[J].《出版科学》，2003(03)：27-34.

       [2] 列宁全集：第5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54 原文是：“最重要的出版条件是：保证校对得很好。做不到这一点，根本用不着出版。”

       [3] 赵连志.校对学原则与原理初探[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综合版)，2011(6)：143-147.

       [4] 周奇.校对理论研究七年[J].《出版科学》，2002（39）：40-45.

       [5] 周奇.校对学研究轨迹回望[J].《中国出版》，2008（10）：54-58.

       [6] 周远成.现代校对人才内涵及其修养——出版质量把关的本质[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01）：133-140.

       [7] 淡小荣.浅论校对工作及校对工作者素质[J].攀登（双月刊），2008（04）：207-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