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媒体报道，尽管天降大雨，甚至是暴雨，可某大城市的市政洒水车依旧按照规定准时出车，勤勤恳恳地在瓢泼大雨之中认真作业，毫无松懈之意。

       本人对此感触良多，这让人该作何评价呢？不禁想到了成语“胶柱鼓瑟”，机械教条。

       细想一下，我们在编校工作中应该也面临这个问题，即如何把握好遵守标准、规范与服务读者实际生活习惯之关系，也就是“本本”与现实的关系。这里就有个对标准、规范灵活把握的问题。下面结合实例简要地谈下自己的看法。

 

一、对标准、规范的执行，不能不考虑社会使用的大环境

 

       就拿很具代表性的亩、斤、公里说事儿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可知，

       “亩”“斤”“公里”是非法定单位，出现在书中是要被计错的，甚至还有“亩是已废弃单位”的极端误解。

       不过放眼书稿外，情况未必这样简单，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基本国策就是这样。而就在第31个全国土地日（6月25日），媒体一篇报道的标题就是“一亩也不能少！重庆严守这道红线”。

       另外，对“亩”的使用是《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国家权威媒体的常见现象，比如今年1月23日新华社的消息：

       我国粮食生产喜获“十七连丰”,产量连续6年超1.3亿斤；2020年全国播种面积175152万亩。

       这里面不但使用了“亩”, 而且还用了“斤 ”。而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有“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的表述。

       为什么会这样呢？本人认为实在是因为“亩”和“斤”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我们在编校书稿时也应注意这个问题，否则，再“合规”也是没有生命力的，这就要求我们把握住“视稿件的具体内容而定”的原则。

       千米（公里）也是这样。我们在处理书稿时也应该注意矛盾的普遍性中所蕴含着的特殊性，不可一概而“处”。不被建议使用的“公里”，未必什么时候都得改成“千米”，简单的如某位全国人大代表提交的《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 “打通最后一公里”的建议》，如果改了之后的意境就全然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吧！

       即便是在专业方面，也并非“千篇一律”的都得改成“千米”——今年4月21日新华社的消息，“受国务院委托，科技部部长王志刚作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成立平方公里阵列天文台公约》的议案的说明”，“公里”不但赫然在目，而且还是国际组织呢！

 

二、慎言与工具书不符的用法是错误的

 

       有些编辑仅以《现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为据定词语的正误，从道理上讲，这样做没毛病，总要有公认的依据嘛！不过不看具体语境、“凿死卯子”地套用它们的做法就不可取了。那样做，也就与不具备思维判断能力、只知道比对标准字（词）库的辨错软件没有什么两样了吧，我们在工作中可没少吃它的苦头。

       比如书稿中提到了现在随处可见的“菜鸟驿站”，可查《现代汉语词典》（7版），对“驿站”的解释就只有“古代供传递政府文书的人及往来官员中途更换马匹或休息、住宿的地方”这一条。如果仅依此定义就给人家“纠错”，改成“门卫”“收发室”抑或什么的，肯定误事不说，还会贻笑大方的。

       我们从这个例子中可以悟出一个道理，即词典里的字（词）义是死的，可使用它的人是活的、有思维的，因而在运用时根据需要赋予其灵性的含义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并非不可理喻。

       维特根思坦就说过：“只有在生命之流中文字才有意义”，就是说不结合生活论字词，意义就不大，况且生活本就是五彩缤纷、丰富多彩的，而语言源于生活、也服务于生活，因而也就不可能都是公式化、定义化的，更不可能千人一词、万众一语了，我们编辑应该充分地注意并理解这一点。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即在词典中查不到的用法未必就是错误的，因词典有个“滞后”的特点，这就使得有些字词的新用法在流行了一段时间后才被“扶正”。也就是先有应用、后有入典；较为典型的例子是“给力”以及“七月流火”等的被正名，还不要说成语感同身受、火中取栗等词义的演变，以及“装帧”的发音了。

       这就说明语言的运用总是处于不断变化、更新之中的，而恩格斯在论述社会主义时曾说过的话“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就具有完全相同的道理。我们要做的就是时刻关注社会用语的变化，做到与时俱进。

       再比如有人依据词典得出结论：

       作者所用的“大串连”（“文革”时期的用语）用字是错的，并给改为了“大串联”。

       不过从过去发生过的事情（也就是书稿的具体语境）看，这样改就错了。

       通过这个例子，我们还可以悟出另一个道理，即：

       字（词）的使用也有其历史性，不同时期的用法会有各自的印记，而历史只是过去的“现实”，并无什么对错之分。

       我们应该尊重其历史用法，在涉及时要保持其历史的原貌。这不但是尊重历史，应该也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了。再者说了，经过我们“加工”后的东西还是“原装”的了吗？

       而对这两个例子中的做法，鲁迅先生当年在《望勿“纠正”》一文中就做过预判：

       “印书本是美事，但若自己于意义不甚了然时，不可便以为是错的，而奋然‘加以纠正’，不如‘过而存之’，或者倒是并不错。”

       我们是否也应该可以从中悟出些什么呢？

 

三、注意语言的“羡余”现象

 

       在央视7月6日晚上直播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主持人在开场白中介绍说习总书记亲自莅临了峰会。如果仅从语文角度看，其中的“亲自”实属重复多余，若出现在书稿中被计错恐就是大概率事件了。不过现实与理论概念经常是两码事，本人认为主持人之所以要说“亲自”，并非说话不简洁，只是为了强调、增加情感而已。

       类似的情况还有彻底根治、凯旋归来、亲眼目睹、亲耳聆听等用法。这也许就是语言学家吕叔湘、朱德熙在《语法修辞讲话》中所感叹的

       “有些话虽然在用严格的逻辑分析时并不严谨，但因其使用广泛，而听者与说者都能理解，且语句并无歧义，那么就不得不承认它是正确的。”

       而这都涉及了所谓的羡余现象。（羡余——语义发生了重复、语形相对语义有多余的成分但不构成赘余的情况）

       这种情况再次提醒我们注意，在编校质检时不可太过拘泥于规则，要结合具体语境，也要考虑到现实情况。

       打算探讨的问题探讨完了，最后需要交代的是，写此文的目的实不是蔑视标准、规范，甚至想拿什么压什么，而是一来只是想以此表明有些用法“也有这样用的”之事实，而且还是很具有权威性的呢！

       这就可以表明，有些看似“有悖”标准、规范的用法是不是可以认为只是“好不好”、而并非“对不对”的问题呢？不然的话怎会还有那样用的呢？黑格尔说过的话可以用来做一解释：

       “但凡是存在的事物便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凡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便都是现实所存在的事物。”

       因此感觉在很多时候对它们还是应该慎言对或不对，毕竟语言的运用在很多时候离不开现实生活，也就未必像数学公式、定理定义那样的只有唯一性，仅凭概念去定正误很多时候没有意义，正可谓矛盾的普遍性中还蕴含着特殊性，况且不可能、也不应该仅仅为了套用规范而置现实环境于不顾，是不是也应该像有的法学专家所言的“晦涩难懂的法条背后，更应该兼顾天理人情、民俗人伦”那样考虑问题呢！

       二为建言我们也应该根据书稿的具体语境加以区别对待，不可一概而论，以免落入胶柱鼓瑟的窠臼。这用老电影《球迷》里执法如山的胖检票员的话说，就是“原则性要不跟这具体情况灵活运用，那还行吗？”再用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高度概括一下：“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三是也想企图为我们在处理书稿时能多一种思路、多一种意识、添一种考量，为看问题更为客观而提供一点素材，而借用一句广告语——本人只是这些素材的“搬运工”。仅此而已。

       还有最后一点，用来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吧！——任何事物和原则都是相对的概念，并没有所谓的绝对真理，比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市政洒水车按时洒水的规定是死的，可天气情况却是变化无常的，如果只一门心思地按规矩行事，肯定要饱受诟病的。

       因此，对于书稿中一些游离于标准、规定、规范之外的，然而却是大众喜闻乐见的说法、用法，我们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没有必要”一棍子打死”。